今年8月19日是第五个“中国医师节”，为致敬医者，韩红基金会采访了各省（市）培训基地的老师及学员代表，推出《扎根乡村的微光》系列文章，让“背后的故事”不再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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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岁的*慧芸看起来开朗外向，如果不聊工作，你会觉得她是个无忧无虑的人，可说起工作，你会发现原来她也有很多烦恼，但这些烦恼却同时伴随着一种跃跃欲试的激情。
这种感觉与她从事医生这一职业的过程奇妙地一致：从悲痛中出发、遭遇失望，而后，变成奋力的行动者。
*慧芸出生在广西农村，80年代初的中国农村仍深受贫困所扰，*慧芸很小就目睹了同村人因病带来的苦难。
“那时候农民挣钱真的太辛苦，只要还能干活，有病都忍着，直到实在病得干不动活了，才去村里便宜的个人小诊所抓点药。乡卫生院是农民们能去的最高医疗机构，到了那儿，病能治好就治好，还治不好就不治了，稀里糊涂地回家，最后连因为什么病走的都不知道。”*慧芸回忆。
*慧芸有个特别疼爱自己的姥姥，72岁那年发现乳房流出脓液，去乡卫生院看后开了点药，回家后一直不见好转，不久就去世了。
那时*慧芸刚读小学，开始只听妈妈说姥姥病了，再听到姥姥的消息，就是人已经去世了。
“姥姥对我们特别好，每次攒点钱就会给我们小孩子买好吃的。现在推测她应该是得了乳腺癌，但那时没人懂。”多年后，已是云南省个旧市妇幼保健院儿科副主任的*慧芸回忆起姥姥，依然失控哽咽。
姥姥的猝然离世，让*慧芸立志长大当医生。
初中毕业留影，前排左五为*慧芸
高考时，*慧芸顺利考入广西右江民族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儿时从悲痛中萌发的理想，似乎已步入现实。
怀揣着医治苍生愿望的*慧芸，大学实习时才对“偶尔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的医学谚语有了真实深刻的认知。“当你真正面对形形色色的病人时，才明白，太多疾病是现代医学技术无法治愈的”。
就在*慧芸暗自失落之际，一位再次引导她人生方向的人出现了。
“他是我实习时的带教医生，是个残疾人，腿跛。每天查房，他都会跟患病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交流。我记得当时有个患乙脑的孩子，8岁，住院时几乎已经瘫痪了，他每天都教这个孩子做康复，同时教孩子的父母。那个孩子因为脑瘫不会说话，但每次这个医生跟孩子说话，你都能从孩子的眼神中看到听懂的样子，后来这个孩子居然可以慢慢练习着走路了。”
这让*慧芸理解到：医生并不能治愈所有病人，医生的价值，是以赤诚的仁者之心和医术去降低病患们的痛苦，并陪伴其一起创造希望。
*慧芸决定，做一名像他那样的儿科医生。
查房，给小患者听诊
年毕业，*慧芸进入广西那坡县妇幼保健院，成为一名儿科医生。那坡县经济不发达、少数民族较多，*慧芸面对的患儿问题很多是父母知识不足所致。
8年后，她又来到丈夫的家乡云南个旧市，担任个旧市妇幼保健院儿科医生。作为县级市，个旧的经济情况比此前工作了8年的那坡县要好。
“但两个地方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太大不同，家长认知不到位、医院设备落后、医生水平不高等困扰是一样的。”*慧芸说。
一个两个多月孩子的死亡让*慧芸心痛至今。
一对年轻夫妇背着刚刚两个多月的孩子来看病，从家走时孩子只是有点发热，但因为年轻夫妇不懂两个多月的孩子尚无法自主抬头，孩子趴在大人背上口鼻被捂住，到医院时才发现已经窒息夭折了。
“孩子父母伤心得不行，我们也伤心得不行。”*慧芸回忆。
落后地区，很多年轻人早早结婚有了孩子，但自身阅历不足加上知识欠缺，在孩子的健康养育上存在很大盲区。每当类似事件出现，*慧芸都觉得格外着急。
近年，随着孩子家长认知水平提升，这类问题正在逐渐减少，但与此同时，医院设备落后和医生自身能力局限问题却愈发凸显出来。
“现在我最大焦虑是面对重症患儿的无力感。”
五年前，有个新生患儿入院时呈现*疸症状，当时怀疑是脑膜炎，需要做腰部穿刺确诊，但*慧芸和同事们都不会操作腰穿，医院也不具备检测抽取物的能力，只能从外面请医生做腰穿，但做完腰穿后又得知脑积液抽取量不够支持检测，最后孩子只好转院。
“心里对这件事一直有很大遗憾。”回忆这段，*慧芸不断叹气。
虽然业务水平亟待提升有目共睹，但*慧芸所在机构的医生职业生涯几乎只有两次获得长期培训的机会：晋升中级和高级职称时的晋级进修。
除此之外，偶尔的培训主要是学习一些新业务、新标准，时间短，且主要是理论。
“比如如何使用呼吸机，都是理论学习，但在真实临床中，病人情况是千变万化的，那些标准化的理论很难指导到真实需求。”这让*慧芸很苦恼。
年，*慧芸准备晋升高级职称，到医务处了解培训信息时，得知韩红基金会有个“基层新生儿科医生培训”。看到培训地点在北京，培训内容除了理论还包括实践，*慧芸赶紧报了名。
北京的培训，让*慧芸如上层楼。
为暖箱中的早产儿听诊腹部肠鸣音是否正常，评估奶量
作为新生儿医生，最先要考虑到的，就是意识到生命之初的娇嫩，从而力图施以最具保护性的治疗手段。
过去在用肺表面活性物质治疗新生儿相关疾病时，*慧芸只会以创伤大风险高的插管方式实施，医院——医院，*慧芸学会了微创操作；以前，*慧芸和同事们为新生儿注射都是以静脉注射为主，而培训中学到的脐静脉置管技术，减少了以前反复打针给新生儿带来的痛苦，同时减少了对外周血管的刺激，为病情严重的新生儿早产儿以及低体重儿提供了更好的保护。
“有些技术还需要配套的设备，我打算学好后回去申请，看看单位有没有可能再配套上设备。”*慧芸计划着。
作为女医生，除了学习先进专业技术，医院积累的丰富临床小技巧也让*慧芸如获至宝：将纸尿裤放冰箱医院不常储备的冰帽；在为新生儿拔胃管时，先向管中注入一毫升空气，这样胃管可以从婴儿的胃壁上主动脱落，避免损伤胃表面粘膜……
新生儿机械通气知识的笔记
聊起未来会不会随着医术提升考虑跳槽，*慧芸笑着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她所在的保健院为了防止医生跳槽，规定医生每外出培训一个月要对应承诺回来服务三年，来北京之前，医院签了回去服务九年的承诺书，“违约的话要交一大笔违约金哟！”*慧芸爽朗地笑说。
尽管北京的学习让*慧芸对未来有种摩拳擦掌的冲动，但谈起自己孩子未来的职业选择，她连连摇头：“我不会让自己的孩子以后当医生，太累了。我们大学同学群，所有人都不希望孩子以后当医生。”
虽然专业水平和临床经验都在不断提升，但*慧芸内心的忧虑也在与日俱增：“特别怕自己治过的孩子以后有什么问题，家长们回来找。”
这种担忧加上本身的工作压力曾让*慧芸竭尽全力去工作，一度每天写病例写到凌晨三四点，直到身体报警才开始调整。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一个是能救治更多患儿，另一个是给自己的，希望能平平安安干到退休，不要有什么风波。”
工作17年，*慧芸几乎没休过长假。夜班理论上是早8点下班，但每次都会因为处理病人紧急情况、交接班、完善医嘱等等延迟到接近中午才下班，回家往往休息都不足，陪孩子的时间和精力体力都极有限。
*慧芸的孩子今年十岁，生活在云南的一家人还从没在云南旅游过，“最远就是跟我回过广西的老家，陪他的时间太少太少了。”
*慧芸日常接诊的患者中，超过一半患儿家庭来自农村，从农村走出来的*慧芸，以超负荷的工作状态践行着年少时的梦想。
医生，曾是*慧芸儿时的理想，在这条理想之路上，她已奋力前行了很多年，但也正是“医生成长之难”，让她今天不愿自己的孩子再走从医之路。
期待有一天，“*慧芸们”可以乐见自己的孩子同样成为一名医者，而这个转变，需要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
“最难受的是，自己用尽全力，能用的办法都用了，孩子最后还是走了，可是孩子家长没怨我，甚至还会感谢我的努力，那时的心情……特别愧疚……特别愧疚……”最后两个“特别愧疚”，陈龙隔了很久才说出来。
时间悲伤而沉默，两三分钟后，面对“你这样流过泪吗”的问题，陈龙顿了顿，低声说：“从没让孩子看到过。”
他说的是自己的两个孩子，一个五岁，一个九岁。
41岁的陈龙是医院新生儿科的医生，身材不高微胖，跟陌生人交流略显腼腆，憨厚淳朴的形象与人们惯见的医生不太一样。
年，毕业于贵州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的陈龙回到老家，医院。
学临床的男同学大都希望进入骨科或外科，“这两个科好象更符合男生的性格和形象。”但在各科轮完一遍岗之后，医院根据科室人员需求和陈龙耐心细致的性格，把他分到了儿科。
年，儿科再次细分调整，见没人愿意到针对出生28周内患儿的新生儿科，好脾气的陈龙主动表示“那我去吧。”于是，他又来到了新生儿科，工作至今。
年，去双龙卫生院义诊
陈龙性格淳朴，工作兢兢业业，他总是希望倾尽所能把每个患儿都健健康康地送回到家长身边。
但也正是出于这个美好憧憬，让陈龙对一些“意外”有着深刻感触。
大约在、年左右，医患矛盾进入一个高发期，患儿家长对医生的不信任感骤增，医生们普遍进入到一个非正常的“紧张”状态。
一天半夜，科里收治了一个昏迷抽搐的三四岁患儿，情况很紧急，医生按正常操作进行检查诊治，但很快，孩子就病情加重去世了，孩子父母不依不饶，从骂人上升到动手，一哄而上将抢救医生打伤。但从随后调查中才知道，孩子送医院进行治疗，情况加重才转过来，但父母却隐瞒了之前的诊治情况。“我虽然没被打，但内心的委曲是一样的。”陈龙说。
同院另一个科的主任，性格开朗豁达乐观，日常特别乐于跟大家交流专业技术经验，退休前不久遇到一次医患纠纷，“不到一个月头发就白了，人憔悴得厉害。尽管后续调查证明这位主任没有问题，但我们都明白，这种事情对医生的心理打击太大了。”
有时，陈龙会遇到有的患儿家长一坐下就开始对着医生录音，这时陈龙心里既警觉又难受，本来自信有把握的治疗方法也会畏手畏脚，到最后往往会建议家属转院。
“其实他们不理解，面对病人，医生的心情跟家长是一样的，都迫切希望能把孩子治好。家长的疑问如果理性、客观、有价值，那完全没问题，但如果上来就摆出不信任甚至敌对情绪，不但无助于医生更好工作，反而会耽误孩子的正常治疗甚至可能增加看病成本。”
如果说医患关系是偶尔出现的阴云，医院条件限制，则是时时挡在陈龙职业之路上的重石。
每次在倾尽所能仍无法留住孩子的生命时，陈龙的心情都跌到谷底，在医院集中精力工作，回家便会陷入消沉，医院工作的妻子不用问也明白发生了什么，每到这时，妻子就会默默独自承担家务，让孩子多找爸爸玩，以缓解他的情绪。
为了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陈龙经常会看业务书籍，但一方面书中都是理论，另一方面，书中的理论往往滞后于现实中的临床需求，医院虽然有培训机会，但由于人手不足，每出去一个人，其他人就要顶上，这样导致可以获得充足专业技能提升的机会少之又少。
与产科同事练习复苏及气管插管操作
尽管工作中有各种压力，但医生职业特有的幸福和成就感，是陈龙生活中柔软又记忆深刻的存在。
一天，陈龙去产房监产，突然被一声响亮的“陈医生！”叫住，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子拉住他：陈医生啊！我女儿是谁谁谁，小时候在你那看病治好的！
“我以为他女儿又病了，说下去才知道，他女儿都结婚了，那天正在产科住院等待分娩。”
因为工作忙，陈龙没来得及看到当年自己医治痊愈的病童已成人母的样子，不过，每次遇到这样的事儿，都会让他高兴好久好久。
虽然医患纠纷偶尔会让陈龙感到困扰，但专业能力提升更迫在眉睫，而且，也唯有医术提升才能减少职业生涯中的遗憾，同时有理有力地降低和避免某些医患纠纷。
日常工作中，陈龙和同事们努力“向外取经”，遇到疑难病症时，医院医院帮助远程会诊。会诊前，陈龙或其他医生需要先将诊治疑难点和病例做成PPT传给对方，然后跟医生约时间，届时双方以视频形式沟通。
“远程会诊的频率要看危重病人多少，多的时候可能一个月几例，少的时候，可能两三个月也没有一例。”
远程会诊虽然是学习机会，但由于对方医生无法现场观察病患，而且会诊的目的重在解决“怎么办”而非讨论“为什么”，因而难以获得系统、深入的学习理解。
陈龙得知韩红基金会举办“基层新生儿科医生培训”消息时，恰逢同科室医生们能排开班，他赶紧申请了这个项目。
年6月，陈龙和其他五位来自甘肃、贵州、医院的儿科医生来到医院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学习。
对陈龙和学员们来讲，获得三个月的学习机会不易，而在韩红基金会内部，这个项目自身也经历着另一种“不容易”。
今年，韩红基金会全新启动“基层新生儿科医生培训”。项目通过医院合作，以理论教学加临床实践相结合的方式，为基层医务工作者提供三个月的免费培训。
项目设计虽然直面“陈龙们”这些基层医生的“刚需”，但在执行中却遭遇某种“冷遇”。
现实生活中，人们更容易被悲情和速效打动，而“基层新生儿科医生培训”耗时几个月却看不到即时性效果，是人们对项目意义和价值最大的疑问。
有时，一些捐赠人完全出于信任而捐款，表示钱只要捐给韩红基金会，做什么都可以，但在真正听基金会工作人员介绍项目后，却往往回避了这个项目，选择直接帮助病患或贫弱者。
此外，医院的情况普遍存在：医院的医生很难抽出三个月时间学习。更令人感叹的是，有些医生干脆接受了“水平落后”的现实，不再有通过培训提升能力的意愿。
“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要想办法引导和克服的难题。简单说，把钱筹到，花好，都难。”基金会的项目官员说。
在北医三院，学习新生儿窒息复苏操作
年7月，来到北京培训进行一个月后，陈龙和学员们已经收获颇丰，许多新知让学员们有“原来如此”的恍然大悟感。
新生儿与其他病患群体最大的不同，就是生命启航之初的“娇嫩”与“成长”并存的状态，因而意味着要有与治疗成年病人完全不同的思路。
以前陈龙在治疗新生患儿时经常采用输液的方式，认为吸收快效果好，但培训中他了解到，对于28周内的新生儿，正是消化系统刚开始锻炼运转的时期，而与之相比，心肺功能仍非常娇弱，因此针对这个时期的患儿，更鼓励进行严格的液体管理，减少不必要的输液；另外，对新生儿来说，单凭化验指标不能确认发生了感染等问题，必须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