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上的正统文化和正统文学长期居于统治地位，形成了滋养和衡量国民精神与行为的传统规范。在20世纪初，民俗这一非正统的、被统治的文化，在各国政治、经济和叙事策略的现代转型中，突然纷纷崛起，乃国际时势使然。但仅有国际环境还不行，因为正是有了这种国际环境，国家民族间的现代文化传输与知识互补的新需求也随之产生，这时一个国家社会内部的民俗文化被选择为载体，更需要加强构建，还要产生有存量规模、有对外叙事能力、有语言翻译和跨文化沟通条件的国别代表作，才能形成相互阅读和借鉴的经验。以上所说的建设故事文化符号的工作便属于这一范畴。在这方面，在我国，已形成国家文化新传统，并有民间文艺理论建设与实践探索的长期历程，对此，我们称之为民间文艺实力化过程。
以下简要回顾这一过程，以及相关重要文化政策、文化事件和文化成就，同时也指出不足和问题所在。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通过这一过程，让世界从书面典籍上了解了中国，也开始从民间文艺本身认识中国，发现中国民俗文化和整体文化的丰富蕴藏与伟大价值。
这里所使用的民间文艺的范围，包括民间文艺和通俗文艺两种。20世纪初，许多国家进入现代国家民族化的进程，世界发生了多极化的互动，各种连锁反应此起彼伏，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话语权位置发生了逆转，并产生了以国别民俗成果较量各国文化实力的理论假设，人们还通过搜集、出版或翻译异邦民俗的途径，获得了多元文化间互相阅读和欣赏的新经验，产生了比较研究的新倾向，研究民俗的国际思潮兴起。
在各国进步学者的参与下，对国别民俗的存量评估和学术研究的理论储备，成为衡量国家民族进步的一种现代尺度，民俗本身也成为国家民族的光荣历史和现代形象的共同标志。在这一过程中，民间文艺实力化思想，从无到有，逐渐步入专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文化元素构建的轨道，国别文化的叙事能力也得到提升。在20世纪以来的各个时期，大批学术先驱投入到这项工作中。这批精英来自文学、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和外国文学等多个学门，为文化反思和文化新传统的建设而聚集。他们征集民俗，做文化解释，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民间文艺发展声势，其各种学术活动几与世界进程同步。这是国内多行精英一起下手、共同造势的社会文化建设效应。
五四时期形成民俗文化新传统
在20世纪初，从五四运动开始，我国进步学术先驱和革命志士仁人就利用民间文艺发起新文化运动，这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文化建设的开端。这个开端的一种重要标志是搜集各种民间文艺作品，包括故事传说、民歌谣谚、民间舞蹈、民间戏曲、说唱曲艺和民间绘画等，用当时世界上先进的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进行研究，将之转化为新思想元素，用以改革社会弊病，开展国民教育，发起社会动员，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经过五四运动，我国民间文艺提升为最接地气的现代文化力量，这为20世纪国家文化新传统的建设打下了思想基础。
五四建立民俗文化新传统有三条经验。
第1，民间文艺理论研究超过资料搜集，以现代研究促进现代学科意识。据我们所搜集到的国内书目，成书于五四时期的民间文艺著述中，民间文艺理论研究书目种,民间文艺搜集作品书目种,理论研究对搜集作品占压倒优势。
我国有搜集民间文艺的历史传统，但没有理论研究的风气。晚清时期输入西学后，晚清革命派和改良派知识分子开始对民间文艺做研究，注但成果数量少，在方法上仍沿用传统国学的方法，没有独立的民间文艺研究方法。方法是理论化的标志，民间文艺没有自己的方法就不会激发普遍的理论兴趣。五四时期对民间文艺理论研究书目骤然增多，还建立了顾颉刚的历史地理方法，这是一种标志性的转折。
外来刺激是理论化的过程，在当时的理论书籍中，外国故事研究书目有32种，翻译国外神话作品和介绍外国研究著作的书目有16种，译介者都是五四文坛有名的宿将，他们起到了扩大外来刺激和引发国内理论讨论的双重作用。现代理论研究直接导向了现代学科意识，在北大和中大都开设了这方面的课程，这是过去没有的。
第2，民间故事研究追平歌谣研究，以学术领域拓展带动文化建设拓展。五四书刊主要是歌谣与故事出版物。以往的研究认为，评价五四民间文艺运动就是评价北京大学歌谣学运动，北大发动歌谣运动的结果就是收获歌谣书刊，这种说法是不准确和不全面的。五四民间文艺运动是由北大歌谣学运动阶段和中山大学民俗学运动阶段接续构成的。
事实上，当时故事书籍与歌谣书籍几乎持平，故事搜集作品数量还要多于歌谣作品。这就打破了以往认为歌谣为观风知政正统的习惯性思维瓶颈，面向五四的这一变化进行思考。从先秦诸子、汉魏笔记、唐传奇到五四白话文运动，我国一直是一个善于讲故事的国家，但缺乏故事学理论。五四运动提供了这种学术条件，在白话文学运动中，故事学得到了发展。
五四时期我国大量故事资源获得开掘，扩大了五四文化建设的空间。钟敬文先生将白话文学列入通俗文艺。据郭志刚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书目汇要》统计，五四至新中国成立前共出版白话小说种，逾篇。其中，自至年共出版种，约占68%，余下种延至年代出版，约占32%。两相比较，五四白话小说的影响更大；从民间文艺的角度看，五四通俗文艺的势力也大。刘复、李家瑞的《中国俗曲总目稿》、阿英的《中国俗文学史》、郑振铎的《中国通俗文学史》、老舍、何容编《通俗文艺五讲》等，都很有名。新中国时期的通俗文艺研究陷于沉寂。这项研究的再度兴起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
第3，知识分子由搜集保管民间文艺的文化角色转为国家改革参与者的社会角色，并重新阐释和利用民间文艺史料，促进了国家管理民间文艺知识的新价值化。民俗文化是我国历代政府管理的国家知识，这些知识都是通过历史上的知识分子搜集和写作而来的。它们过去被作为非正统和非主流的人心资料进献，有民情价值却无民主价值。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提倡科学和民主的价值观，并把这种价值观带入民间文艺的搜集与研究中，提高了民俗文化的社会地位。
抗战时期统战文化塑造新传统
在我国，抗战民间文艺使下层社会口头传统部分获得了革命文艺的身份，对它的学习、改造、模仿和运用的指导思想，进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建理论和文艺政策。抗战时期的统战文艺有以下特点。
第1，宣传共同抗战思想的进步书刊和教育民众的宣传期刊。汝南县音乐戏剧巡回教育队编制的《巡教月刊》、晋察冀音乐社编辑的《群众歌集》、中共华中五地委宣传部编制的《标语与墙头诗》、陕坝的《前进》、文化教育研究会编《敌我在宣传战线上》、华北新华书店编《宣传指南》和《如何读报纸》等都是这类通俗读物。有的是表演剧目和通俗绘画创作，鼓舞前方抗战士气，歌颂抗日英雄；有的是憧憬战后和平民主建设生活的影视作品。在民间文艺方面，增加了话剧、曲艺、民间小戏、民间长诗、民间器乐曲等适应反战社会动员的新种类，并有相应的理论著作。此次搜集到抗战时期出版的民间文艺书目中，民间文艺搜集整理作品种,学术研究书目种。
抗战期间的民间文艺被放到国家政治和军事的中心舞台上，成为全民族共同接受的号召力量。这些书目主要不是为研究而生，而是为捍卫国家民族的领土和尊严而生，所以它们不会是研究成果，而是以其数量和规模营造了反法西斯、反侵略和反分裂的内部社会强大舆论，是一笔爱国主义思想遗产。
第二，反映政治领袖与民俗文化的关系。抗战时期，毛泽东等一批无产阶级政治家和革命家纷纷从各个角度撰文，论述通俗文艺建设与思想政治宣传的重要性，并建立起一套战略政策，为我党以通俗文艺为阵地开展宣传工作定下了基调。毛泽东将民间文艺与领袖政治通俗读物结合，发表老三篇，成为共产党获得人民公信力的重要来源。
毛泽东在抗战中期和后期发表了这三篇通俗政治论文，建立了领袖话语风格的典范。他在《纪念白求恩》（）中，使用了老人与鹰的故事，注表明了一个政治家坚定地号召国际力量同情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也表明了一个政治领袖带领人民共度时艰应有的自信、崇高和乐观的政治素质。他发表的赞扬白求恩的人才观有利于培养对国家社会的忠诚文化。他在《为人民服务》（）中，使用了鸟类型的故事，重新解释司马迁《史记》中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史训，表彰服从延安大生产部署并以身殉职的军人，重申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军政纲领宣言，强调人民军队的政治属性是履行为人民利益和为国家利益选择生死的军职文化。
他在《愚公移山》（）中，使用了老人与山的故事，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依靠自己的力量搬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的决心，发表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观点，描绘了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思想蓝图。毛泽东使用故事建立中共党建理论，使之能通俗易懂，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我国其他领导人也不乏使用故事表达政见的例子，但毛泽东的老三篇是最有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