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传承”？在古汉语中，“传”和“承”更多情况下是两个单独使用的语素。“传”，初意为转递、转授，《说文解字》释其为“遽也”，驿递日传，《礼记·玉藻》有“传遽之臣”，此层词义为描述具体的交接传递的动作。《康熙字典》载日：“又《增韵》下载上也……又继也”。
《诗·小雅》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疏》新故相承，无凋落也”，可见其有继替接连之意。两词于唐宋之后出现更多，如宋《香溪集》“受末学本无传承”等等，而考其语境无不与学术等精神文化成果相关。
“传承”古释
中华民族拥有五千余年的文明历史，从远古的口头传说时代开始就不乏传承意识与思想观念。在氏族社会时期，氏族成员中依靠口头代代流传的故事来维系本氏族的精神纽带，这些故事后来口头流传和书面整理为古代神话传说和史诗。
在距今三干余年的殷商时期，记录占卜活动的甲骨文发展为较为完善的文字符号体系，甲骨文中不仅记录有卜辞，还记录着世系、战争、土地制度、农耕、历法等方方面面的社会内容，其中更有不少与乐舞和乐器相关的内容。文字乃是文明的烙印，书写的内容不但为当时人们所参照，更重要的是书传后人，使文明成果能够代代传承。
春秋时期，君必举书。楚庄王问申叔时教育太子的方法，申叔时答日：“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处，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会合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加。
意思是以历史来教育他，让他懂得褒扬善行、贬抑邪恶，戒勉他的心；用先王世系来教育他，让他知道有德行的人方可名声显扬，昏庸的人必备废黜，以约束他的行为；用诗来教育他，向他宣扬先王的美德，用来指引他的志向；以礼教育他，让他知道上下有序、尊卑法度；用乐来教育他，以洗涤他思想上的污秽，使他性情稳重不轻浮。
用法令来教育他，让他熟悉百官职事；用治国嘉言来教育他，使他能够发扬美德，知道先王待百姓以德行；以古书载记来教育他，让他懂得历代成败兴衰的道理，引起警戒之心；以先王的训典来教育他，让他知道本宗族的发展繁衍，使行为符合道义。
这段文字从教育的角度阐述了传承的重要意义，那就是明善恶、知兴衰、立德行、传道义，通过学陶冶情操、洗涤心灵，形成作为统治者、管理者所必备的品行和素养，传承的内容则是史、书、诗、乐等精神文化产物。从相关文献记载看来，这一思想贯穿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始终，整个社会文化一部发展的历史本身就是“传承史”。
民俗学中的“传承"
近代“传承”一词及相关理念的兴起与民俗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民俗学研究中“传承”所涉及的内容即为“民俗”，或称为“传统”。民俗，就是民间风俗习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在长期的历史生活过程中所创造、享用并传承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文化。一般说来，民俗既包含经济的和社会的内容，又包括心智的和行为方面的内容。
这些心智的与行为的民俗，表现为一种习惯或定式，在人们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大量存在，并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演进、变化，具有相对稳定与长久遗存的特征。我国当代民俗学家钟敬文在《民俗学概论》一书中，将民俗的基本特征总结为：集体性；传承性和扩布性；稳定性与变异性。他指出，民俗文化的传承特性是由它的功能所决定的，传承是达到教化目的的一种形式和手段。
无论在传统还是现代社会中，社会成员的成长离不开文化的教化和熏陶，而在传统社会，民俗是教化的主要内容之一。社会成员从幼年开始浸淫于民俗文化之中，并通过民俗知识的掌握而获得知识、技能和道德修养，甚至包括本民族、宗族固有的成见。民俗传承既有潜移默化的方式，也有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方式，因此民俗文化的传承得有序进行。
因此，民俗本身就是人民群众的生活与文化的“传承”现象，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共同创造、广泛流行，并被当作某种规范加以保持的习惯。民俗学在十九世纪由欧洲传人亚洲。日本民俗学者在其“乡土研究”中指出，“乡土研究的目的是要阐明：各个乡土何以达到今天？有什么规律？经历了什么道路？在什么条件之下存在的？”
“必须使有志于此者认识到，如何依据这些材料，来使村落今后幸福地延续下去”，显然其论点将民俗学的学术主旨和社会功用皆归诸于民俗文化的“传承”，并利用民俗文化传承来维持生活的良好秩序。而中国近代的民俗学建立于在结束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之际。
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学术观念和价值观念随着社会变革而急速更新，涌现出一批民俗研究团体和民俗学者，他们致力于重新解释民俗和民俗文化，探讨民众的精神信仰和口头文艺，试图从中“发掘被正统文化长期压抑的反封建意识和民主思想，利用民族民俗文化的民主性和丰富样式，开展民族新文化的建设”。
这种学术“发掘”背后是知识分子救国救民的社会责任观念，不但要“发掘”，且要利用其中蕴含的民主意识和丰富形式开展新的文化建设，可以说中国现代民俗学在发端之际就与“传承”意识紧紧联系在一起。在这一学术风潮的影响下，产生了一批将民俗艺术形式和时事相结合的作品，真正实现了学术思想带来的传承实践。
陈天华的《猛回头》和秋瑾的《精卫石》等作品是其中的代表。陈天华的《猛回头》采用了弹词体裁，并穿插传说故事和民间谚语，向世人呼吁面对民族存亡的危机应奋力争取民主自由，其序中唱到：“俺也曾，洒了几点国民泪；俺也曾，受了几日文明气；俺也曾，拔了一段杀人机；代同胞愿把头颅碎。俺本是如来座下现身说法的金光游戏，为甚么有这儿女妻奴到于今始悟通灵地。走遍天涯，哭遍天涯，愿寻看一个同声气。拿鼓板儿，弦索儿，在亚洲大陆清凉山下，喝几曲文明戏。”
其言词激越慷慨，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猛回头》初版五千部，不及兼旬销罄无余。秋瑾创作的《精卫石》同样选用了弹词形式，全书共二十一回，塑造了黄鞠瑞、梁小玉等一代新女性形象。《竹枝词》最早由唐代诗人刘禹锡根据夔州地方民歌《竹枝词》创制，后来形成了一种专咏地方风土人情的诗词体裁。
辛亥革命前，梁启超有感于台湾之旅中当地男女歌咏自娱的风俗，撰写了《台湾竹枝词》十首，不但记叙描摹了地方的风土民情，且借之倾诉了个人的爱国心，“手握柴刀入柴山，柴心未断做柴攀，郎自薄情出手易，柴枝离树何时还”，亲切平易的语气却包含了作者的拳拳之情。
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代的“传承’’
诚如前文所述，“传承”一词最近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