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张金哲，今年岁，是个普普通通的小儿外科医生，也是个院士。承蒙大家看得起，称我为“中国小儿外科之父”。但在74年前，当我拿刀对女儿下手，周围却没有一个人拦着我。
三次改名报考医学
年9月，我出生于天津市宁河县的一个盐户家庭。父亲给我起名张金声。我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二弟弟叫张金涛，三弟弟叫张金藻，小妹妹叫张金佩。
得益于祖上的家业，父亲只靠一片海滩卖盐给盐商，养活了我们全家，家里甚至还有一个木匠铺，专门制造制盐所需要的工具。
我的童年在木匠铺过得十分快乐：我喜欢往木匠铺跑，看他们干活，师傅们有时间也会教我点东西。就这样，我不仅会简单的木工，还会钳工，还会电工。
后来，我还自己独立组装出了一个矿石收音机。现在想来，我能成为一个好的外科大夫和小时候“爱动手”是离不开关系的。
年，我开始在村里的寨上庄小学就读，老师给我改名为“张金泽”，家人又改为“张金喆”。后来因为直奉战争的影响，父母不敢继续留在村里，就带着我们去了天津。
我在天津紫竹林华商工会小学继续读书，因为“喆”一般是朝鲜人用在名字上的，老师便把我的名字改成了“张金哲”。
年，我被迫辗转到天津耀华中学，然而没过多久，学校就发生了重大变故。校长因收留租界内无处可去的学生而被日本人暗杀了，没多久，耀华中学就落入了日本人的魔爪之中。
这乱世之中，看着一个接一个的生命陨落于日本人之手，我很愤怒，我意识到自己应该从医，救死扶伤！
于是我报考了医学院，最后考上了燕京大学，三年后转入协和医学院，因战争影响，又去了上海医学院。
年，我顺利从上海医学院毕业。刚毕业一年，我就被安医院外科当住院医师。
儿童死亡率高，立志发展儿童外科
刚开始时，医院都没有，医院，“小儿外科”这个名字还是后来取的，就更别说什么专业的小儿外科医生了。
当时，谁也不知道什么叫“小儿外科”，要是谁家小孩得了外科病，送哪儿去？医院，要是有人能治就治，治不了也没办法，小孩只能听天由命了。
记得在上世纪40年代，医院（医院）当一个住院医师。我的一位中学老师急匆匆托人找到我，医院能救救他的孩子。
大家一听孩子得了白喉病，纷纷退缩。没办法，白喉病人需要在短时间内切开气管，完成一系列工作，难度系数高得不一般。
我们都只在书上看过，谁也没有实际操作过，不敢下刀啊！最后，我们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孩子离世。
看着一个个小生命的离去，我们束手无策，我当时很难过，当时，医院医院的医生，可以说代表着我国医疗界的最高水平，却连一个儿科手术都做不了，一个孩子的命都救不回来，这真是一种“屈辱”。
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在想：咱们国家的小儿手术，什么时候才能发展起来？
要是这技术一辈子发展不起来，难道身为医生的我们，要一辈子看着孩子们在自己面前死去，而无能为力吗！
我不服，我知道病魔无情，但我坚信人定胜天！从那时起，我决定转入小儿外科学习。我立志要改变小儿外科的现状。
不能因为不会，就不去做，越不做，就越不敢做。如果连我们儿科医生都不敢动手，那这些生病的孩子就真的没有指望了。
皮下坏疽症出现，被迫对女儿下刀
年，新生儿中爆发了一种传染性极强、死亡率极高的疾病，这种疾病叫“产房皮下坏疽”。这种疾病死亡率%，一个病房里，一旦有一个新生儿患上了这种疾病，整个病房里的孩子，在极短的时间内都会被感染。
虽然我们一直在注意防范，但终究还是敌不过病毒的凶狠，一个接一个被感染的孩子没能救回来。
大家没有“小儿外科手术”的经历，也没有接触过这种疾病，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书房里也不可能什么都写。
我看着病房里那一个个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多么可怜的孩子！背上都是脓，当脓严重到一定程度时，孩子就会命丧黄泉。
一个接一个的家长不断哀求我们，希望我们能救救他们的孩子。我们一个个都手足无措，只能按照常规治疗方法，可是根本没有用处。
为此，我把自己关在家里几个小时，经过不断试验，最终想出了一个办法：在背上划口子，把脓血挤出来！
当我把这个想法在会议上提出来时，所有人都不支持我，他们表示：
这个想法太过冒险，要想这么做，就必须有一个孩子来当这个“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又有哪个家长愿意把自己的孩子交出来，就为了试验一下这个方法的可行度。
就在此时，我接到妻子打来的我的孩子也感染上了产房皮下坏疽。
我深知，如果不尽快解决，女儿肯定很快就会死。现在国内压根没有能解决这个疾病的方法。
我跟妻子商量一下，把女儿当实验对象，妻子虽然舍不得，但她也知道这个疾病的危险，最终还是同意了我的决定。
听到我要对女儿动刀的消息，大家很是吃惊，但却没一个人过来拦我，他们也希望我的这个办法能解决现在的问题。
我拿着手术刀，站在手术台上。
因为打入了麻醉剂，女儿已经陷入深深的沉睡中，看着女儿背上的脓，我稳定心神，拿起刀就划了下去，脓血喷涌而出，眼见脓血已经排的差不多了，我接过护士手中的针线，开始消毒、进行缝合。
从头到尾，我的手都很稳，只有我清楚自己内心是有多害怕。好在手术很成功，女儿开始好转。
至此，产房皮下坏疽一病的致死率开始急剧下降，从最开始的%降到了10%—20%，越来越多的新生儿病情好转。
这一切，我可爱的女儿功不可没啊！
临危受命开始新工作
年，我接受上级命令，准备筹医院建立儿童外科，第一次建立儿童外科，没有经验，只建了五张病床。
年，医院刚刚成立后，院长褚福棠就把我借调了过去，虽然我没有经验，但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就这样，医院的小儿外科，一边又要张罗着医院的儿童外科。
我基本上什么都要管，什么都要过问。
首先是儿童手术。儿童外科的病床也只有十五张，两间手术室，里面什么设备也没有，就连最基本的麻醉的东西也没有。
当时的手术器械也不适合在小孩身上使用，我只能自己摸索着，根据不同的工具和小孩的基本情况，制作不同的工具。
比如说，在给孩子做先天性巨结肠手术时，我发现：如果使用常规的直肠钳进行手术，极其容易损伤孩子的肠壁。
我就待在家里的“手工小作坊”，花了好长时间，终于做出了一种环形钳。这种器械不仅使用方便，而且最大限度降低了对孩子肠壁的伤害，有人称之为“张氏钳”。
可惜当时没有“申请专利”一说，以至于后面“张氏钳”在儿科界销声匿迹了——因为不符合医学规范。
那小小的“张氏作坊”，诞生了中国小儿外科近50样手术器械！这些手术器械的出现，不仅方便了儿科专家做手术，还改变了西方世界对手术器械的主导地位。
接下来就是带儿科医生。医院里的儿科大夫一点也不懂外科，我每天都手把手带着他们，手把手教他们：
如何在手术室叠纱布、如何穿手术服、怎么洗手、手术器械应该怎么放、给儿童下刀应该注意什么。
然后就是消毒，消毒是降低病患细菌感染的重要步骤。医院时，连个消毒室都没有。也是我手把手地带医生和护士学习，如何消毒、不同的东西消毒方式也不一样。
没办法，我找到院长，拨到一笔资金，给儿童外科建了一个消毒室。后来我看其他科室也在用这个消毒室，又找了一次院长，把消毒室进行扩建。
最后就是血库。儿童生命脆弱，一旦失血过多极易陷入昏迷，以前孩子需要输血时，我就想：万一遇到紧急情况，比如家属还没到、孩子的失血量过大时，所必须采取的急救措施。
在全体医生和护士的努力下，我们儿童外科的病床拓展到了60张，外科一部开了30张床，主要由梁惠卿护士长负责；外科二部开了30张床，主要由王汝铭护士长负责，后来又有新的医生加入：朱葆伦、郭哲人和李宗才。
本来一切都欣欣向荣，有条不紊地进行中。可是9月份时，发生了一场意外，也正是从那次意外中，我才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工作的不足。
我常常教医生和护士基本的手术方法、急救方法，但我却忘了应该加强医护人员的责任观念的培养，要是我能早点意识到这个问题，那个孩子肯定会得到很好的治疗。
难得与国外同行交流
年，有人邀请我去夏威夷参加太平洋小儿外科学会（PAPS）的会议，我很高兴啊，终于能和世界上的儿科医生好好交流、切磋一下。可惜后来由于出国手续没办下来，这趟旅行也就不了了之了。
年6月，美国最著名《小儿外科杂志》的主编甘兹来中国了。他来到中国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情，做学术报告，并且表演了小儿腹腔镜技术，还预言腹腔镜技术必将会在小儿外科领域大有发展，我对此很感兴趣。
第二件事，就是聘请我担任小儿外科杂志的海外顾问，并与中华小儿外科杂志建立交换关系。
第三件事，就是将我介绍为PAPS的永久会员。
从那以后，我就可以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同道以及亚洲小儿外科学会开展联络，进行技术交流。
正因为我对“小儿腹腔镜”技术很感兴趣，甘兹还特地从美国带来了一台腹腔镜，医院。
为了表示感谢，我也展示了一些自己做的“小玩意”，比如一个手指头套，给他看。甘兹看了之后，非常感兴趣，当场表示要试戴。
没想到美国人的手指太粗，戴不进去，后来我想了个办法，找来把钳子，把手指头套的环给剪断了，甘兹这才戴进去。甘兹戴进去后，连连称赞这东西的实用性。
甘兹表示：中国的小儿外科能做很多工作，外国医生能做的工作，中国医生都能完成，效果和水平都差不多，并且中国人有自己的方法，有他的特殊性，自己制作的一些东西也非常简单且实用，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聘请张金哲做《小儿外科杂志》中国编委的原因。
在这两次友好交流的基础上，我们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小儿外科的交流，也变得越来越频繁。
我也结识了很多国内外的儿童外科手术专家，比如英国的利斯特；印度的查特吉，日本的葛西、中条、大川、池田；日本小儿外科学会理事长宫野武；中国台湾的林哲男、中国台湾的著名外科医师洪文宗。
伴随着各方面条件的进步和国外同行的不断交流，我国的小儿外科手术技术作风也逐渐有了根本的转变。
以前我们做手术时，会采用高电压大刀片快速烧焦组织，使其裂开，想尽量降低出血量，奈何电压太高、手术过程中容易碰掉痂，造成再次出血。
在全国各地的小儿外科手术，都很少会像过去那样弄得满手、满手术台、满身是血的狼狈情景，这与国外医生能做到的“无血解剖”水平仍有一定的差距，他们所要求的条件，是咱们国家20世纪80年代难以做到的。
年12月，我应台湾大学的要求前往台北，参加台湾大学小儿外科教授洪文宗退休的学术演讲会。
医院的大教室。发言的总共有四位，第一位是日本的秋山教授，第二位是我，第三位是日本的骏河教授，第四位是美国的福卡尔斯鲁德教授。
我报告的内容是：大陆地广人多，孩子特别受家庭的重视，但由于经济与技术力量的不足，我们只能因地制宜，发展简单、安全且易于推广的技术。
比如说，基础加局部阻断等抑制麻醉使得小儿手术得以在基层展开。再比如，说小儿肠套叠医院广泛使用，低位肛门畸形及瘘管先行后切，再行后退的两种手术，巨结肠环钳手术及胆道闭锁肝门肠吻合手术等，这些手术都比国外的常规手术简单易行。
大家听后都为之称赞不已。
正是因为我在医学上所取得的小小成绩，年我被评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院士”这个头衔，让我倍感压力，只能在专业上精益求精，在事业上做出更大的贡献。
年，英国皇家学会授予我国际小儿外科最高成就奖，从那以后，我的“中国的小儿外科之父”一名就闻名国内，但我只希望大家记住，我张金哲只是一个普通的医生，生平仅愿：治愈天下所有有病痛的孩子。
高龄依旧坚守一线
我在小儿外科呆了这么多年了，我知道家长们担心什么。有些家长文化水平有限，听不懂那些医学名词，我每次出门诊时，都会往口袋里放上一摞小纸条。
只要是小孩最常见的疾病表现及注意事项，我都是用简单的语言写的，希望各位家长能够理解，掌握护理的要点，这样再加上我们医生的治疗，便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面对那些不配合的小孩子，我还特地学了“魔术”，一个小球就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简单得很！有些医生对“看人下药”，但我不一样：
不管是听话的孩子，还是调皮的孩子，不管是有钱人的孩子，还是穷人的孩子，我都一视同仁。
在对他们治疗时，我总是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来看，一切都是为了他们着想。
年9月25日，是我的一百岁生日。
难为各位同行记得我生日，还特地给我举行了一场生日宴会。当别人问到我的生日愿望时，我只说了一句话：“我的希望只有：儿无痛，母不悲。”
为了这个愿望，我依旧还在一线的道路上奔波，只要有时间，医院出门诊，为孩子们诊治。我还不老，我还能再为孩子们做点事情呢！
今年我已经岁了，人生七十古来稀，超过岁的就更少见了，他们为了照顾我的身体，早就不让我接诊了，都说我年纪太大了，劝我歇着，但我已经喜欢上孩子们的哭声和笑声了。
自从74年前，我对女儿动刀的那天起，小儿外科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了，我已经为小儿外科奔波忙碌了半个世纪，哪里还停得下来。
我只希望自己能够像一棵大树，为孩子们撑起一个无病无痛的天空。
参考文献：
人民日报：数十年为上万患儿操刀，张金哲医生百岁生日快乐
光明日报：“中国小儿外科之父”张金哲迎来百岁生日
新京报：百岁院士张金哲：开创我国小儿外科行医70余年仍未“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