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溪文化中的陶器刻划花。
用刻划花创作出的图案具有很强的浮雕感，形象不重叠交叉，注重外轮廓的影像效果。
陶瓷艺术是一门有着悠久历史的艺术，是人类艺术史上具有旺盛生命力的世界性艺术形式。说起陶瓷艺术，人们往往会联想起古代那些或作为日用器皿或用作小型装饰的瓶瓶罐罐，以及原始社会著名的彩陶器物表面饰以的少许装饰，注视它的时候，不免对那个遥远的年代产生些许追问与探寻的冲动。
我国拥有数千年的制陶历史，陶瓷文化可谓源远流长。而远古劳动人民在与土壤的接触中，又逐渐认识并掌握了黏土的可塑性，火与泥的结合有了新的创造，利用泥制成泥坯，经火烧制成为造型迥异的陶器。于是人类获得了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明创造，第一次学会了利用火的特性改变原材料的化学性质，陶器的出现与其他艺术形式一样，促进和丰富了原始人的精神生活，使人类的审美意识和智慧创造性地得到发挥。
人类学家路易斯·摩尔根曾说过：陶器的发明和使用，是人类由野蛮状态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从新石器时代质朴的原始陶器直到今天缤彩纷呈、个性十足的现代陶艺，陶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几乎贯穿了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陶这种媒介早在远古时期已为原始人所掌握，以实用功能为产生根源的陶器制作，在生活中逐步达到了造型与材料、工艺与技术、色釉与装饰的完美结合，生活对陶的需求，是其产生和不断发展的动力。同时，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陶艺家们逐步改变了陶以往单一的实用功能，并注入较多的文化因素，为陶艺装饰艺术的产生奠定了基础。陶瓷艺术是一种世界性的艺术语言，是人类的文化交流形式之一，丰富多彩的民间陶瓷，在整个陶瓷发展进程中起着基础、主导、滋养的作用。
刻划花陶器尽显荆楚之风
我们几位喜欢民间陶瓷的朋友一起，经常到湖北各地做田野调查，十多年来寻访了湖北境内很多的古窑址与艺人，湖北地区日渐消失的古代民窑让我们深感惋惜。寻访过程中发现，湖北地区的民间陶瓷主要以刻划花陶器为主，各窑口陶器造型大同小异，但陶器上的装饰各具特色。
我国陶瓷刻划花，历史悠久，远在新石器时代就已萌芽，到了唐宋时期已经成熟。中国是陶瓷的故乡，有史以来，陶瓷器的生产主要集中在东南部及长江、黄河中下游地区。湖北民间陶瓷的产生，应该上溯到长江中游新石器时期，原始文化中的川东巫山大溪文化、京山屈家岭文化、天门石家河文化。大溪文化以川东巫山大溪遗址首先发现而得名。
湖北省素有“千湖之省”“鱼米之乡”的美称，地理环境优美，土地肥沃，滚滚长江水横穿全省，给荆楚大地带来无尽的财富，这里不仅有以楚文化为代表的，丰富的地下考古文化资源，而且也是一座内涵十分丰富的地上民间、民俗学文化艺术宝库。尤其是对于制造民间陶瓷器物来说，到处都是用来制陶的红色和黄色的黏土。漫山遍野的花草鱼虫，都是用来当装饰纹样的素材。
宋代以后，湖北省各个地区相继出现了众多的陶窑场，陶工来自民间，主要为民间生活烧造实用器物。民间陶瓷不只是手工艺产品，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既是物质文化，也是精神文化，是双重文化的融合体。
湖北民间陶瓷中，最有特色的属刻划花陶器，特别有影响和具有代表性的三处窑场是：汉川市马口镇的马口窑，蕲春县管窑镇的李窑、管窑、岚头矶窑，麻城市宋埠镇的蔡家山窑。这三处窑场数百年来在造型、装饰、烧成工艺上相互影响，但艺术风格上又有各自的独特之处。它们的风格是由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以及不同的生存需要而形成的。不同地方由于自然环境存在着差别，每一个生产作坊所选用的陶瓷材质不同。不同地方的人由于物质、文化生活条件存在差异，审美观、生活习俗也各有特色，受此影响，不同的陶瓷生产作坊所烧制的陶瓷制品在生产工艺、造型风格、装饰样式等方面必然会各不相同。这些差异渗透着陶工们对生活的理解适应，并物化为具体的陶瓷造型形态。
龙窑是一种依山坡而建的长条形窑炉，小的窑长几十米，大的有近百米长。
一件破损了的鱼戏莲刻花陶钵。
拉坯是陶瓷手工成型的诸多方法中成型速度最快的一种，最符合民间陶瓷批量生产的要求。
流传千年的技艺
“刻划花”陶器装饰，是我国古陶瓷装饰中常用的技法之一。远在新石器时代就已萌芽，宋代的刻划花装饰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图案气象浑穆，形象简练，线条刚健有力，透露出古朴、典雅、奔放之美，创造了自然、质朴、独特的民族艺术风格，为发展今天的陶瓷装饰艺术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刻划花”也是湖北民间陶器的主要装饰方法，它是在坯体半干时，施上一层均匀的白色化妆土，然后用铁刀、竹刀等工具在坯体上刻划出装饰纹样，坯体干后，施透明灰釉入龙窑烧制而成。化妆土会使坯体表面光滑，同时遮盖了胎土的颜色和杂质，使釉面色泽纯净美观。它的基本手法包括刻、剔、划等几种。
刻花，是用刻刀在施过化妆土的生坯上刻出纹样，刻的深浅粗细不一。同时，还可用竹针或铁针在生坯上刻出花纹、人物等细部，运力均等，线条粗细一致。剔花，是用工具剔去花纹之外的空间。陶工们使用刻花刀手法的不同，形成的艺术效果也各异。用刀的顿挫、缓急、轻重不同，翻转、下压等各种动势和技巧，使得纹样线条呈现出曲直、刚柔、动静、疏密、虚实等微妙而又丰富的变化。在刻花过程中，用刀柔和轻快，给人以宁静和谐之美；用刀刚稳遒劲，给人以沉着痛快、淋漓酣畅的视觉享受；用刀平厚缓和，达到刚健朴实的艺术效果。“刻划花”的表现力尤为丰富，在湖北民间陶瓷装饰中运用最广泛。
民间陶工最具务实精神，他们造型意识的主导方面就是制造实用器物。通过在日常生活中对器物的观察、体验，不断积累经验，寻求最实用、美观的造型。为了对美的追求，他们在陶器表面进行图形纹样的装饰，湖北三大窑场大都采取手工刻划的方法。装饰风格多趋向于自然豪放，充满着活力。装饰的纹样结构明确突出，没有任何草图底稿，陶工凭着心中的想象，先刻出主要结构部分的骨架，再进行细节的刻画，逐步完成整件器形的装饰。他们心里的装饰纹样多是花鸟鱼虫、人物、戏曲、文字等。主要表现的是一种美好的思想感情，热爱生活，充满希望，祈祝幸福，促人进取的愿望。
陶器上的装饰纹样和造型结合紧密，结构严谨，变化丰富，谐调统一。用刻划花这种方法创作出的图案具有很强的浮雕感，形象不重叠交叉，注重外轮廓的影像效果、形象之间互相穿插挪让，空间布局匀称，装饰性强，总体感觉活泼中又不失和谐安静。湖北刻划花陶器重视对于工艺材料的运用，充分发挥胎与化妆土的质地和釉的特点，熟练地运用造型、线与面的关系，化妆土和坯的颜色差别，使装饰纹样以鲜明的对比效果显现出来，具有自然而朴素的美。
三大窑场陶器用泥均采用当地的一种含有丰富钾、钠、钙、铝硅酸盐的泥土，经晾晒、碾碎、去杂质、浸泡陈腐等多道工序加工，再由窑子泥、黄腊泥、胶壳泥等配制而成，通称黄泥。可塑性好，便于粘接造型，在高温烧制中不变形。烧制好的陶器胎色呈暗红色。质地结实，坚固耐用，不怕酸碱，用以贮存食物，不烂不变味，腌制咸菜多年不坏，既可盛放食物，又可作摆件供观赏。
烧制，是制陶工艺重要的工序之一，黏土制作所有的物品，都必须经过成形、上釉，通过高温烧制来使之保持长久的功能性。在烧制过程中，原始的黏土历经化学变化成为陶瓷制品的那一刻是最神奇的。三大窑场都是采用龙窑烧制。
龙窑是一种依山坡而建的长条形窑炉，小的窑长几十米，大的有近百米长。宽度一般在1-2米之间，高度在1.5米左右。由下往上，形同一条匍匐的长龙。三大窑场都是采用通体式平焰龙窑烧陶器。窑内结构是下（前）有燃烧室，上（后）有烟囱。环壁四周都用耐火砖或专制陶砖筑成，窑床地面铺有一层细沙，特用来垫铺调整坯体平稳。窑身两侧分段有开门，每间隔一段就有投柴孔。装窑时都采用大的坯体套在小的坯体上，以节约窑位。窑装满后，用稻草、松枝在窑前燃烧，火焰顺窑壁向上延伸，接着在窑身两侧投柴孔处投柴接火，以此逐渐向上接至整个窑室内通体燃烧。一般烧一窑需要3天时间，烧至℃-℃之间停火，冷却后方可开窑。
八仙坛。
状元打马游街坛。
汉川马口窑
汉川马口镇的马口窑位于湖北省江汉平原的汉水边。据明《汉阳府志》记载，相传“马口”因三国时期蜀将关羽曾路过此处系马而得名。据《汉川县志》记载，马口的陶瓷业始于明隆庆年间（-年）。清朝末年，马口以制陶维持生计的有两三千人，其规模之大让如今的我们难以想象。
马口生产的陶器一般是坛、壶、钵、罐、缸、盆、烘炉等民间生活器皿，20世纪70年代达到全盛期。在此期间，生产出不同用途、不同造型的民用陶瓷多达多种。20世纪90年代，马口窑停产。作为长江中游江汉平原中最为重要的窑口之一，马口窑是全国民窑中延续时间最长的窑口。
锁坛，是马口窑生产的一种装酒的大坛子，高约47厘米，宽约24厘米，口径约14厘米。此坛有可扣进坛口的盖子，盖子侧面和坛两侧都有一对小孔，可用铜锁横穿坛颈，将酒坛锁住。这种锁坛是江汉平原一带的女子出嫁的嫁妆。锁住酒坛，其中的酒要等有重大事件时才能开坛饮用。
在湖北民间陶器中，即使那些普通的坛坛罐罐，无论在容量上、使用上，也都因地区和生活习惯上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合理的使用功能是构成美感的重要因素之一。民间陶器讲求实用的创意取向是十分明确的，正因为如此，才会创造出众多让人喜爱的作品，给百姓生活带来方便和美。
马口窑陶器上的装饰，最有特色的人物题材有3种纹饰。它们是“八仙坛”“状元打马游街坛”“十八学士坛”。“状元打马游街坛”高约47厘米，宽约24厘米，口径约14厘米。整件器物拉坯成形，施白色化妆土后采用刻划手法作满地装饰，然后用透明灰釉浸罩一层，经龙窑还原气氛烧成之后呈黄绿褐色透明釉面。色调深沉，稳重而明亮。
器身装饰有多个人物，讲述的是武昌科举状元骑马游街庆祝的真实场景。整个画面构图饱满，布局严谨，图形平面展开，互不遮挡重叠，层次分明。整个画面在舞龙和抬轿的队伍带领下，形成充满动感的街景。纹饰采取了刻和剔的手法，用刀力量均匀准确，苍劲而不犹豫，痛快淋漓，挥洒自如。剔得干净利落，厚薄均匀。人物形象刻画生动仔细。盖坛上和坛足圈饰有莲花纹。坛肩部装饰着蝙蝠纹，主画面的上下边缘用万字纹装饰边条间隔。整个坛子上的纹饰直观地反映出传统审美观念对题材和形式的选定。它所表达的就是“连(莲)年有余(鱼)”“万字不断头，幸福不断头”“福寿延年”等吉祥之意，也是制作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祝愿。
“八仙坛”是清末民初的产品，它早就名扬国内外，无人不知。作为贮酒用的坛子，其造型丰肩挺拔，短颈广口，浑朴大方,成双成对，是婚嫁的礼品，具有喜庆吉祥的寓意。其坛身修长，用四开光的形式构图。一个画面刻一个人物，两个坛子成一对。八仙人物分别刻划在开光的画面中。“八仙”是深受百姓喜爱的人物题材，它是平民百姓的理想寄托，是人们心目中的仙神、侠士，具有济世、除难、消灾保平安的人格魅力。
正所谓“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马口窑陶器的装饰艺术以生动的形象传递着百姓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想，它的装饰题材包罗生活万象，表达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憧憬，其中每一个形象都蕴涵丰富的寓意，凝自然美、生活美、艺术美于一体，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遗产。
马口窑在近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创造了丰富的品种，精湛的装饰，优美的纹样，成为湖北省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刻划花”工艺之首，人们持在手中的是一件马口窑陶器，体味的却是千古传承的吉祥文化和民俗精神。
十八学士坛。
《玉莲挑水》。
麻城蔡家山窑
据《麻城县志》记载，麻城陶土资源丰富，位于县西南60余里的宋埠镇蔡家山，为麻城陶土主要产地，制陶业历史悠久，多由手工操作，产品有缸、坛、罐、钵、壶、火炉、花瓶、香炉等，以蔡家山陶器最为有名，价格低廉，历来销路很广。起始生产年代虽无文字记载，但从地下挖掘出的刻有“崇祯”字样的碾土石辊可以断定，制陶业在明代就有了一定的生产规模。明末清初生产的陶器曾远销东南亚诸国。20世纪80年代初，蔡家山陶器厂生产规模扩大，共有生产车间9栋，建筑面积平方米，有九孔窑一座、辊道窑一座、机械设备共72台。产品曾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展销。在广州商品出口交易会上蔡家山陶器厂生产的双底青蛙炉、四季花鸟坛等产品，深受外商欢迎。
麻城蔡家山刻划花陶器上的装饰，多以乡村生活、戏曲、花鸟为主，周边一带地区普遍流行的皮影戏中的故事情节和皮影的造型，自然而然地也成为陶器刻划花的题材，甚至刺绣的花样都会作为当地陶器上的装饰。陶工们将自己喜欢的故事和人物都刻在了陶器上。画面构图也是采用开光样式，一幅幅画面如同一个个小型舞台。人物形象生动，线条十分讲究，刀法多采用流畅的刻法，装饰性强，精致而更富乡土气。
《玉莲挑水》刻花陶罐高23厘米，宽23厘米，口径8厘米。另一件是《打金枝》刻花陶罐高27.5厘米，宽24厘米，口径8厘米。麻城蔡家山刻划花陶器上口沿处都有大量的牡丹、梅花喜鹊、莲花鲤鱼等象征吉祥如意的纹样，牡丹象征富贵，梅花喜鹊寓示喜上眉梢，莲花鲤鱼则有连年有余之意。
麻城宋埠镇蔡家山窑，是湖北省著名的刻划花陶器之乡，曾经是那么繁荣、耀眼，令人神往。如今已没了昔日的繁华兴盛景象，到处杂草丛生，车间成了养鸡场，只有龙窑旁的小平房里，还有一对老夫妻在艰难地维持着。
蕲春管家窑
蕲春县管窑镇位于县境西南部，隔长江为阳新县境地，东以蕲河与八里湖农场为界，西、北部同彭思区毗邻。据《蕲春县志》记载，蕲春建县于公元前年(西汉高祖六年)，以境地“水限多蕲菜”，取义蕲菜之春。蕲春县管窑，因有管姓人率先在此处以做窑为业得名，简称管窑。
自明初以来，管家窑即为县内重要的制陶基地。据记载，早在年（明洪武二年）已有“窑州”美称，是湖北著名的日用陶和工艺陶产区之一。据传说，明朝廷在景德镇设御窑厂，镇内官窑“昼间白烟掩盖天空，夜则红焰烧天”。但管姓窑工不满窑头压榨，怀揣制陶技艺，携家带眷，星夜逃走，从浔阳逆流而上，被岚头矶红石吸引，停舟挽揽，攀爬而上，在赤西湖畔、江河交汇处落脚，将下半生就系泊在这里，以做窑为业，把一个没有名字的地方标记为“管窑”。
管窑主要生产一些装饰有“水花”的生活小件用品，水壶、油壶、小碗、烘炉等。李窑则生产生活大件用品，缸、罐、盆、瓦等。芦窑则专门生产大水缸等。岚头矶工艺陶器厂则专门生产“刻划花”的泡菜坛子和烘炉等。20世纪90年代末，因市场需求的衰退，芦窑就渐渐垮掉了。如今只剩下管窑、李窑与岚头矶工艺陶器厂，后都统称为管窑。
明代以后，管家窑手工制陶吸收了当地比较盛行的剪纸贴花装饰技法和纹饰内容，出现了刻划花工艺，初步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艺术风格。20世纪80年代初，除了李窑用泥条盘筑大缸的方法外，蕲春三大窑场在制陶成型工艺上有着相同的方法，都是采用木棍搅动泥质辘轳轮盘拉坯成型为主，拉坯是陶瓷手工成型的诸多方法中成型速度最快的一种，最符合民间陶瓷批量生产的要求，它还能保证同一种类产品的规范性、统一性。
民间陶瓷来自民间，平民百姓是制造者，同时也是民间陶瓷的使用者。生产的目的主要是满足他们自己，或和他们同一阶层百姓的需要。他们在创作理念上，本着务实精神，从实际生产、生活需要出发，以产品的实用功能为根本，尽可能地使美的形式与功能使用相结合，为人们的生活带来方便，为人们的心灵带来愉悦，体现了以人为本的设计原则，是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典范。
作为平民百姓的工艺，它始终保持着淳朴的生活气息，体现着民间陶瓷朴素、自然的审美意识，充满了劳动人民对纯真生活的追求。可以说，民间陶瓷的造型形式与实用功能是分不开的。在使用的同时，具有很重要的美学价值。陶工们讲求实际、朴素而率真的美学观，在他们的生产实践中起着作用。他们的思想和观念都反映在作品中。例如，腌制蔬菜的泡菜坛子，坛口外部加围沿以便贮水，加盖用水封法使坛内的蔬菜缺氧发酵不变质，且有清香酸脆风味。烘炉是冬天拿在手上暖手用的，装饰有“水花”，为了便于提拿、携带，将它做成了提梁式，为了美观，还在提梁两端各捏了一只小青蛙。
管家窑陶器刻划花工艺是受麻城蔡家山的影响，但在风格上更加自然生动，有拓印的大水缸、刻花的烘炉、水花的泡菜坛以及一些刻着花鸟鱼虫的日用小器皿。因管家窑地处长江边，周围有着大大小小的湖泊、荷塘，鱼类丰富，野鸭成群，植被茂盛，遍地长满野花、芦苇、灌木和马尾松。这些自然成了陶工们在陶器上描绘的对象，他们对这些形象都十分熟悉，因此表现起来得心应手。所以，蕲春的刻划花多以荷、鱼、水草、鸟、花为题材，画面构图疏密有致，十分和谐，不经意间表达了湖乡的情致，质朴而充满了生命力。
一件破损了的鱼戏莲刻花陶钵，高30厘米，宽28厘米，陶钵刻满了荷花、莲蓬、游鱼和水鸟的纹饰，充实饱满，和谐统一。用很简单而有力量的几刀，就刻出了一尾尾小鱼在水中游戏，那逗人的神态，很是让人喜爱，真是一幅生动传神而天然的“鱼戏莲”图。“鱼”“余”的谐音，含有民间流传的“连(莲)年有余(鱼)”“吉庆有余(鱼)”的吉祥寓意。这些坛坛罐罐，寄托了百姓的美好理想，希望、吉祥、幸福、美好是他们生活的一生追求，是充满乐观向上精神的体现。
三大窑场刻划花陶器的造型和装饰，善于从生活中摄取创作需要的素材，并对自然界一切美好的事物，有着极为敏锐的审美能力和高超的表现才能。在他们的刀下，山花野草，别出心裁，自有田园般的清香。也表现出陶工们敢于继承并发展传统样式，创造性的表现手法，巧妙地丰富了陶器的造型形式。他们能熟练地驾驭技术，艺术地处理材料，进行创造与传承。
优秀的民间陶器大多具有单纯美的特色，而决不单调乏味，适用价廉才能广为流传。通俗并不媚俗，表现了朴素的生活与朴素的美学观。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民间刻划花陶器产量大幅下滑。原因是工业化生产对民间制陶业的冲击，现代人生活方式的改变，制陶传统的变更和丧失，审美趣味的变更，制陶技术失传，民间陶瓷的流失，民间陶瓷文化断流等。湖北三大民间刻划花陶瓷窑场，昔日的辉煌已成历史。
近十多年来，蕲春的拉坯师傅们为了生活，纷纷走向大城市的陶吧，走进了大专院校的陶艺工作室，他们将自已的拉坯技艺传授于更多人，教会了很多年轻人。同时，他们又将在外的所见所闻带回家乡，为管家窑的陶器出路出谋划策。管家窑正因为有这么一大批技术过硬的师傅在努力，才没有像其他产区那样迅速破落消亡。
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多方面思考，我们认为，不能因为民间制陶业的衰落，就否定了民间陶器的文化价值。对于民间制陶这类即将消失的民间传统工艺，当务之急是抢救和保护。就文化发展的方面来说，应采集、整理、研究、弘扬民族民间文化艺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倡朴素的美学观。二次大战后欧洲在文化方面的教训值得注意。在发展现代工业的同时也应保存手工艺术，不忘祖国民族民间文化。让我们的后人知晓，这些民间陶瓷是物质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助于研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民众的生活文化，是保存、发展并繁荣新的民间陶瓷艺术的基础。民间陶瓷的研究，具有紧迫性、抢救性，是一个需要长期努力并付出艰辛劳动的工作。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保护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倡导下，我国民间陶器的现状，已经引起了很多文化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