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四川日报
德育不仅关系到个体，也影响全民素质的高低乃至国家文明的续断。可以说，德育与人类社会共始终。
四川省第十九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传统习俗、仪式与现代德育》（专著），对中华民族传统习俗、仪式之于现代德育的价值及应用等进行了深入研究。作者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郑富兴在书里谈到，在古代社会里，德育是一种生活化的教育形式，它以家庭和社会为主要场所或教育力量。积久成习的生活方式产生了习俗，可以说，古代德育其实是在习俗中存在并以习俗为载体的“习俗性德育”，或叫“习惯性德育”。
“社会日常生活中需要的优良德育，如诚实、守信、勤奋等，古代与现代并没有多大的区别。”这说明，现代社会依然可以从古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即传统的习俗中实现思想、品德等教育传承——换言之，传统习俗和仪式对现代社会的德育工作依然有巨大参考和借鉴意义。为此，特选取该项研究成果中的部分内容，探讨如何发挥传统习俗、仪式在现代社会德育实践中的作用。
背景资料：《传统习俗、仪式与现代德育》首次出版于年4月。该书基于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关系，立足多元一体的文化立场，从社会德育与学校德育、形式价值与实质价值、本真性与工具化三个维度综合分析了中华民族传统习俗、仪式对现代德育的实质价值和形式价值，提出了当前社区与学校开发与利用传统习俗、仪式作为德育资源的实践策略。利用公共空间补充以传统家庭为中心的习俗仪式活动模式●公共空间是公民学习的重要场所，人们在公共空间开展传统习俗、仪式等活动的过程，也是集体文化认同培育和加固文化记忆的过程
中国传统社会有个典型的特征，主要通过家族家庭来构筑社会结构，传统习俗、仪式等活动大多数也是以家族家庭为单位展开。尤其是伦理方面，如诞生、婚嫁、丧葬等人生礼仪民俗，传统节庆日仪式之类。所以传统民俗、仪式的传承和德育影响，主要在以家族家庭为主的社会结构中进行。
然而，随着中国城乡家庭结构的变化，传统民俗、仪式的“生存环境”也变得空前脆弱。郑富兴说：“今天的中国家庭，代际之间常处于异地相隔的状态，家庭规模越来越小型化，小家庭式样越来越多样化。”这导致中国家庭传承传统习俗、仪式的作用和意识逐渐弱化。特别是在现代农村，最核心的家庭生活等都在逐渐被日益疏落的人口状况所改变。
家庭结构的变迁使得以家庭为中心的传统习俗、仪式及其影响力逐渐式微。郑富兴注意到，人们越来越难像传统社会那样，坚持在血缘共同体范围内参与节庆活动了，过去会有的仪式或程序也可能因为“主角”越来越少而不再进行，于是“年味淡了”“没有过节的感觉”之类的感慨频生。
《传统习俗、仪式与现代德育》的研究认为，要恢复到传统社会那样的环境比较困难，建议利用公共空间开展节庆日等习俗、仪式活动，补充以传统家族家庭为中心的模式。也就是说，在传统习俗、仪式发挥德育功能方面，可以用公共结构补充家族结构，运用公共空间复兴传统习俗、仪式的社会影响力和德育功能。
囿于学术研究的范畴，《传统习俗、仪式与现代德育》尚没有对公共空间的构建方式，以及运用方式等提出具体的建议。但该研究成果对“公共空间”进行了进一步深入解读，认为公共空间的构建和使用有两个基本要求，第一是平等的开放性，第二是强调文化氛围。
《传统习俗、仪式与现代德育》认为“公共空间”的含义有两层：第一是指物理空间，第二是文化空间。传承习俗、仪式，开展节庆活动等不能脱离物理空间，这是前者依赖物化形态的“道具”，如古建筑是举行传统民俗节日的最佳载体。除此之外，那些供居民日常生活和社会公共使用的空间，都可以是传统习俗、仪式传承的公共空间。包括街道、广场、居住区公共场地、公园、体育场地等，以及对外开放的图书馆、博物馆等。甚至是延伸到虚拟网络中的论坛、社交软件、聊天群等人们进行沟通、对话、交流和表达的公共平台，也可以视作一种公共空间。
也就是说，要成为社会德育的场所，公共空间必须是人人可以自由平等出入的地方，是对所有公众开放的。“个体通过参与空间里的公共活动，逐渐习得这一空间的规则，成为这一群体中的成员。公共空间里的学习把人与外在的社会联系起来，个人逐渐成为公共空间活动的主体。这一过程也是营造或维持社会公共空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公共空间是公民学习的重要场所。”
再说文化空间。根据郑富兴的研究，人们在公共空间开展传统习俗、仪式等活动的过程，也是集体文化认同培育和加固文化记忆的过程。可以说，社会德育习得的过程同时是文化空间建构的过程。而文化空间的氛围对空间里的人，有重要的潜移默化的暗示影响。比如有国内学者做过的一项关于雅典戏剧与公民教化的研究揭示：在广场、花园、露台剧院、运动场等的戏剧表演类活动，让人们逐渐获得一种集体的认同感和对雅典城市作为城邦中心的归属感，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了公民的自我觉醒意识和爱国情操。在这个逻辑下，公共空间的文化氛围是重中之重。传统习俗仪式资源开发要坚持“公众性”和“人文性”●传统习俗、仪式的教育开发主体要重视专家和民众，尤其是作为当事人的民众，要着力于人文需要，而不是经济牟利
公共空间的构建指向“载体”，算得上传统习俗、仪式发挥现代社会德育功能须做的第一步；接下来需要
郑富兴认为当前部分地方存在一个现象，在社会层面，许多传统习俗、仪式的开发活动，其主体大都是政府和资本的力量。以某些地方的传统节日为例，不再是当地民众共同参与的仪式或活动，节日不光脱离传统的地理空间在任意地点举行，也可以打破节日传统时间的固定性而多次、反复地展演，“过节”不是当地人的生活，而成了挣钱的“表演”。这种牺牲文化换取物质的“变味”做法，皆因传统习俗、仪式的开发抛弃了当地民众。
因而，确定“谁是主体”是传统习俗、仪式德育资源开发的首要问题。郑富兴认为美国的公众民俗学活动经验值得借鉴，即采取以社会力量为主体的多主体机制，由民间组织尤其是学者们形成的民间组织来协调政府、市场与民众的关系。他介绍，美国公众民俗学活动的运作，是那些主要在艺术委员会、有关历史的社团组织、图书馆、博物馆、非营利性民间艺术或民俗团体等机构工作的民俗学者，通过博物馆展览、对民俗进行立档和编目、制作民俗音像产品、策划和主持节目等，组织与传统习俗、仪式有关的节日活动。
从主体来看，美国公众民俗学活动有专家、举办者和民众一起参与，强调公共性。《传统习俗、仪式与现代德育》研究认为，“公众性”或“公共意识”是传统习俗、仪式的教育开发的第一个重要标准。
进一步可解释为，传统习俗、仪式的教育开发主体要重视专家和民众，尤其是作为当事人的民众。首先因为民众的生产生活是习俗、仪式得以产生和存在的依附，习俗之所以成为习俗，是它成为了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习惯或生活方式。其次，传统习俗、仪式德育资源的挖掘和运用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教育的过程。民众如果作为开发主体，便能获得更多动态的、本真的文化接触，以及社会情境认知机会等，有益于德育教育。
《传统习俗、仪式与现代德育》针对“公众性”提了两点建议：一方面政府要积极梳理传统习俗、仪式的资源，并利用博物馆、图书馆等社会教育机构加以保存，方便社会民众学习和使用；另一方面，政府应支持学者、民众、社区等力量一起，成立社区传统习俗、仪式等文化资源开发中心，负责筹备、组织与开展节庆等活动，形成协力合作的社会教育模式。
《传统习俗、仪式与现代德育》还提出了传统习俗、仪式教育开发的第二个重要标准：“人文性”或“人文关怀”。书中引用美国教育学者赫钦斯的话称，教育的根本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国家繁荣”，而应该是使每个人的人性日益完善，使每个人的能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因此，从社会德育的层面来看，传统习俗、仪式也是要着力于人文需要，而不是经济牟利。
实现“人文关怀”就是去工具化。这里的“工具化”是指当前传统习俗、仪式的教育存在的商业化、形式化走样，“比如当地没有传统习俗、仪式的资源，就建造一个他文化的传统习俗、仪式的模仿园地。”郑富兴说，不考虑民众对传统习俗、仪式的价值认同和文化联系，而把它们作为牟利的工具；不把传统习俗、仪式与日常生活的伦理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联系起来，而只是当作一种知识来学习，都可能陷入“工具化”。
具体而言，《传统习俗、仪式与现代德育》认为“人文性”的实现要依据生活方式的民主原则，就是一种联合生活的方式，共同交流经验的生活方式。传统习俗、仪式的教育开发通过足够开放的机制和平台，让社区、村落所有主体自由平等的交流和无障碍的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