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滴了一路，公共楼梯连接着二楼儿科门诊与一楼大堂，这是一位伤者近米的逃生路线。
距离血迹20多米处的二楼收费窗口，一位捂住颈部的医生倒在此处的地面。
一个平平无奇的周六上午，上海交通大医院，医院医院，陷入一场毫无征兆的连环伤人事件。
看到血迹后，人群瞬间陷入慌乱，医院里迅速弥漫。“砍人了，快跑！”家长带着孩子，从入口处的“核酸码”门禁钻了出来。
还有人没跑出去，医院里不敢动。徐嫣在伤人事件发生的40分钟里，一直躲在案发现场。
这是复工后医院取药。刚踏进二楼，徐嫣低头就看到了走廊上显眼的血迹，觉得不对劲，赶忙退回到楼梯口躲起来。警惕的她，惯性看了一眼时间：11点24分。
在随后的十几分钟里，徐嫣看见了一名穿蓝色衣服的医护人员、一名孩子、一位白色制服的医护人员，躺在医疗床上先后被推出来，一个接一个往门诊的电梯方向送去急救。
最后，从儿科门诊里出来了至少三位穿制服的医生，其中一位戴眼镜的男性医生搀扶着一位黑色运动裤的年轻女性，“那位女性显然是受了惊吓，被搀扶着行走、双目低垂。”
徐嫣记得她到达时现场医生们在试图找安保人员询问情况。因为一时没有找到保安，女医生们很快退回办公室。
一位二楼的保安告诉八点健闻，事发时自己其实就在二楼，但最开始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诊大厅太大了，平时一般有多人”，自己不在作案现场附近，后来从手机里才得知情况。
此后的半小时内，徐嫣不敢医院，在二楼的楼梯口观察离开的时机。
配药窗口的女医生满脸通红，反复和同事说着凶手如何用刀，如何反常，“女医生很惊恐，整个人看上去惊吓过度”。
徐嫣等了很久，人渐渐多起来，她和排队取药的一位男性相约共同下楼，从取药窗口到一楼大厅，她手机记录了超过28秒的血迹，血迹的终点站被屏风围起来。
医院复工后的首月，医院的徐嫣来讲，此刻刚医院里，人流量不过疫情前的1/3。
但来就诊的第一天，经过了两个月的静默，刚恢复没多久的平稳日子和对正常生活的安全感，似乎又要被一场恶性事件击破了。
儿童与妇女是主要攻击目标
没人知道血案为何发生，但攻击目标有迹可循。
医院工作人员回忆，伤得最重的是两个孩子，一个是被砍到了耳朵，头上血淋淋的；另一个被捅了腹部。
“孩子见到行凶者害怕惊叫，然后一刀就过来了”，她补充道。
除了二楼，七楼是凶手的另一个主要案发地点——二楼的主要科室是儿科，而妇科、产科、孕妇学校则坐落在七楼。
根据警方通报，一男子在门诊部七楼内持刀挟持群众。
这两个案发地分别对应了两个弱势、几乎没有还手之力的群体——女性和儿童。
从瑞金的楼层分布看，3楼为影像科室，4楼为外科，5楼也有大量门诊科室——神经内、消化、内分泌、血液、心脏等科室，6楼主要是体检中心。
八点健闻记者实地走访发现，医院的直梯分6楼以下和6楼以上。这就是说，行凶者无法搭乘任意一个电梯，从2楼直接到7楼——以妇科、产科、孕妇学校和康复医学科为主的这一层。
复杂的行动路线，让不少人猜测：其背后直指儿童、妇女，甚至孕产妇的明确行动目标。
医院里的袭医案不同，这是一次无差别地针对医生和病人的凶案。
《方圆》杂志年的一篇文章提到：“无差别”伤害事件中，虽然被害人随机，但作案本身却通常是有预谋的。江苏省宿迁市检察院办案检察官朱建中还曾在其中分析，犯罪者往往“选择比自己更弱势的人群或其他无防备意识的群体下手”。
前述工作人员回忆称，凶手那把刀的刀柄很长，但可以塞到大的手提包里。
医院是社会矛盾的晴雨表
某种意义上，医院是社会矛盾的晴雨表。医院里最为脆弱，也更易爆发，医院承载着比其他公共场所更为复杂的社会情绪。甚至会有凶徒，医院是社会薄弱环节的这个弱点，在此施暴。
过去，伤医案频发，医生们常常生活在不安全感中。
但新冠疫情在武汉暴发后，伤医案有所减少，在当时的报道中，医患之间高度协调，互相配合，井然有序。
曾经有人推测，疫情过后，随着整个社会对医生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有医生曾推测，如同当年非典过后，医患关系会进入一个蜜月期，院内的暴力事件也会进入一个低谷。
然而，现实却并没有预想那般美好。
疫后不久，短暂蜜月的医患关系开始急转直下，医院内小型冲突接连不断，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仅年1月的两周内，就有4医院暴力事件发生，其中包含年1月的浙大一院疑似爆炸物爆燃事件。那次事件的伤者中，包含3名医生和1名患者，那同样是一次不多见的，患医院暴力事件。
随着医院的砍人事件在舆论场上的发酵，不安感开始蔓延——从疫情期间工作量翻倍的医护人员，一直蔓延到每个关心就医问题的公众。
微博上，甚至有人问，“今年高考报了医学专业的朋友，现在什么心情？”
现实中，医院里的任何恶性事件背后，医护人员安全感的这根脆弱的神经，也再度被拉紧。
多位医务人员向八点健闻表达了安全感的再次丧失，多年的害怕和无奈再度袭来，甚至想起了此前的经历。
一位护士直截了当地向八点健闻提到，她最近一直在向同行灌输“低调谨慎”的保命观。“从现在起一定要低调，要忍耐不要和别人争吵，怕被捅。”
一位上海的年轻医生，却得知自己同级的朋友在案发现场，被凶手关在医院的B超室里，“差点被砍”，他回想起自己曾在门诊，被激动的病人用拐杖戳烂了一扇诊室门，觉得难过又无力；
一位药师悲观地向我们表示：“吃这碗饭的总会碰上这种事，没有别的选择，担心也没用。”
张强医生集团创始人张强还特别向八点健闻提到，这种暴力事件“对年轻医生的冲击尤其大”。
中国卫生法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华卫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邓利强告诉八点健闻，“医生不是机器，在目前承担如此繁重工作的情况下发生这种事件，此后需要费很大力气去修复对医生的心理影响。”
感慨安全感丧失的同时，多位医生也向八点健闻提到：需要制定一些特殊医院场所的安全，比如：在医院设置安检。这也是社交媒体上近日被提出最多的建议。
邓利强还告诉八点健闻，设立安检制度是在当时伤医比较严重情况下的一种权宜之计，其实根本问题是大家对医护人员职业去怎么看，对医院里的气氛怎么去理解。
但是，当暴力事件不断地医院里，血淋淋事件发生在工作期间，是非常惨无人道的。“当时的想法是，我们应该做点什么，从一个最基本的改观开始，那就是管医院，至少可以让医护人员在工作的时间感受到安全。”
而事实上，陶勇医生遇袭事件之后，在北京，年7月1日开始，医院门诊大厅的入口处开始增设“与地铁安检类似”的安检装置，至年5月，在北京的医院中，实现了入院安检的全覆盖。
然而，这类技术手段究竟能起多大作用？
中国政法大学医药法律与研究中心主任刘鑫告诉八点健闻，“安检更多是一种震慑作用，实质性的意义不大。医院不像机场是一个很封闭的场所，有很多门窗，想递东西进去很容易，布控则很难。”
不过，刘鑫同样提到：虽然不是根本性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安检制度有助于发现和重点检查可疑人物，更重要的是可以“事出有名”。
但无论如何，作为社会焦虑情绪的晴雨表，医院暴力、医护人员的不安，或许反映了整个社会的不安。
张强还向八点健闻提到：作为一个半公开，且人员流量巨大的封闭场所，当整个社会焦虑不安的情绪浓重时，医院便很容易成为一个爆发点。医院就诊的患者大多本身就深受疾病折磨，导致自身情绪低落，于是，高强度工作的医务人员一有不慎，便很容易会触发这种情绪，从而酿成各种冲突甚至暴力事件。
而目前的问题是，经济因疫情放缓，大量失去工作和收入减少的普通人，社会戾气聚集，如果上述情况不能好转，医院安保上，恐怕只能治标无法治本。
徐嫣为化名。
严胜男、李珊珊、葛书润｜撰稿
李琳｜责编
严雨程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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