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堪称社会民生的一大痛点，而对于立志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国而言，民众的医保问题恰恰也是衡量国家发达与否、经济发展最终目的的重要目标。中国的医保体系面临怎样的问题？未来的医保改革又将面临怎样的出路？
1.医保体制碎片化严重，亟待走向统筹管理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福利型免费医疗保障制度，但这一制度仅仅覆盖了城镇，广大农村地区采用的是合作医疗制度，因此在当时医保实际是占人口少数比例的城市居民的专利。从这个意义上讲，将改革开放前的医保制度看作是一种惠及全体国民的免费医保制度并非是历史的原貌。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就陆续开展起来，首先是年的公费医疗改革，这一措施将原来由国家独自承担的医疗费改为由个人、单位和国家共同承担的方式进行。
其次是年的劳保改革，这次改革为我国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奠定基础并且积累了经验。年启动了江苏镇江、江西九江“两江”医保改革，到了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正式宣告我国医保制度全面转向权利义务相结合的社会保险制度。从保障到保险，医保的“保”字之变真实体现了我国医疗体制的巨大转型。
随着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简称“新农合”）以及年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相继建立，如今从制度上中国已经实现了医保的全覆盖，实际覆盖人群也从年不足30%跃升至目前超过90%，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一直被社会公众诟病的医保制度公平性问题。
与此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业医疗保险产业也开始迅猛增长，截至年12月，全国商业医保规模已达亿元，较去年增速超50%。不过，商业医保在整体的保险收入与医疗总支出费用占比中仍处低位，年国内医疗总支出比例显示，社会医疗保险占57%、自付占40%、健康险占2%、医疗险占1%。因此从公共政策的角度讲，以政府为主要主导力量的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农村医疗保险依然是医改讨论的核心。
然而，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社会医保制度最大的特点在于其体制的碎片化。如图表1所示，三大社会医保在保险性质、目标人群、统筹层次、管理部门、筹资模式、缴费年限、基金构成等方面均存在差异。从我国医保制度发展演变的历史可以看出，这种碎片化是历史遗留问题，既有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因素，也有市场化改革下国企转型的原因。
图表1、中国社会医疗保险的制度结构
来源：顾昕，《中国医疗保障体系的碎片化及其治理之道》，《学海》，（01）：
针对这种情况，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深改决定均提出实现城乡医保一体化。但从十八大至今，只有山东和上海进行了制度整合，即便加上十八大之前整合的省份，全国也只有9个省级地区实现整合，其余22个省依然处在制度分割、管理分散、资源分散的状态。
对此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认为，从资源效率看，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采用两套机制、两套信息系统，导致资源浪费。据估计，在9个省已经实现统一的情况下，全国大约有万人重复参保，按照年人均补助元计算，政府重复补助一年高达亿，而一个地级市的医保信息系统投入至少也需要多万元。
此外，近年来医患合谋骗保的现象层出不穷，虽然监管缺位是直接原因，但三套医保体系管理体制不统一是监管缺位的主要原因。
除了城乡分割的问题外，基本医保的属地化管理也导致地区间尤其是省际医保分割的格局，这种格局存在两个直接的弊端：第一，医院被严格限制在参保地，出差或在外地短期居住时的医疗费用报销很难，即异地就医的医疗费用结算问题。
第二，参保人流动的成本很高，因为很多地区医保无法接续，跨区域更换居住地或就业地时，在A地缴纳的保费无法转移到B地，即便有个别地区能够转移，其繁琐的手续也令民众望而却步。
实际上，基本医保的跨区域接续业务经办规程制定起来并不困难，关键在于地方政府的执行意愿。首先，基本医保跨区域接续会带来财政压力，地方政府大多欢迎职工社保的参保人，他们（及其单位）缴的保费要高于他们享受的待遇，形成的结余被地方政府填补医保收支亏空，京沪粤等地多得益于此，它们很少会对此类人员的基本医保接续设置障碍。
地方政府不愿意接收的是城乡居民的基本医保（含新农合），这两项医保的筹资来源主要是个人缴费和政府筹资，个人缴费只占总筹资规模的2成左右，余下的8成都是由政府筹资，来源包括职工医保的结余基金和财政补贴。
这种筹资结构意味着地方政府每接纳一个无固定就业的外来城乡居民进入城乡基本医保体系，就要背负相应的筹资负担，地方政府自然倾向拒绝接纳外来居民参保其城乡居民基本医保。
有观点认为，即使没有基本医保的异地结算和跨区域转移接续的便利，患者仍然愿意自费到省会医院治病，这种现象与我国医疗资源分布失衡有关。可以想象，如果大规模实现基本医保的异地结算和跨区域转移接续，优势地区的医疗资源肯定会进一步过载，所以这些地区的医疗部门很难同意基本医保的跨区域接续。
但资源分配的不均不能成为画地为牢的借口，其更需要通过分级诊疗和资源调整来加以缓解，目前碎片化的医保体制依然需要实现整合。首先是整合城乡医保制度，在有条件的地区鼓励居民基本医保与职工基本医保整合。其次是建立全国统筹体系，包括整合医保管理体制和经办机制，形成真正对参保人负责并能够切实实施问责的制度安排。
对此，1月9日发布的《“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提出，要加快建立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机制，推进基本医保全国联网和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加强参保地与就医地协作，方便群众结算，减少群众“跑腿”、“垫资”；建立健全异地转诊的政策措施，推动异地就医直接结算与促进医疗资源下沉、推动医疗联合体建设、建立分级诊疗制度衔接协调。
到年，要基本实现符合转诊规定的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到年，要建立医保基金调剂平衡机制，逐步实现医保省级统筹，基本医保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稳定在75%左右，基本医保参保率要稳定在95%以上。
而根据3月28日全国医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的部署，今年各统筹地区要全面落实覆盖的范围、筹资政策、保障待遇、医保目录、定点管理和基金管理六统一，全部完成制度整合的任务，明确功能、整合职能，更好发挥医保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各地在年底前完成基本医保的全国联网，加强参保地与就医地的协作，实现符合转诊规定的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的直接结算。
有专家指出，基本医保跨区域转移接续是一个系统工程，其解决有赖于多个层面的制度安排，其中最关键的还是降低地方政府在接纳跨区域基本医保转移接续带来的财政补贴压力。
在非户籍常住人口的基本医保的筹资来源上，要明确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的义务，中央政府对公民的医保补贴应该做到钱随人走，激励地方政府接纳流动人口，保证中国公民在境内居住时享受到基本公平的医疗服务。
同时，需积极探索三项基本制度转移衔接办法，要按照三项基本保险制度“可选择、可转移、可衔接”的要求，研究建立鼓励“上选”、限制“下选”的转移衔接政策。比如，已参加居民医疗保险的对象可以转移参加职工医疗保险，但要对新参保对象实行6个月等待期政策，等待期内仍享受居民医保待遇
或者，对新农合、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连续缴费年限，在补足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差额部分后，视为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缴费年限，使医疗保险关系相互转换打开制度通道。
2.公共医疗开支增长迅速，可持续性有待完善
相比于高冷的制度设计，社会公众更关心的是医保的可持续性和公平性。由于改革前城市实行的免费医疗制度，加之媒体不断报道国外全民福利医疗体系的经验案例，导致公众更加对于目前国内“看病难”、“看病贵”的现状充满了不满，国内“以药养医”的行业潜规则进一步扭曲了医患关系，民众把医疗体系和医药体系的问题统统归因于医保改革的滞后，从而要求政府进一步增加医保公费比例。
那么中国的公共医疗开支到底处于什么水平呢？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数据，在年中国公共医疗开支占总医疗开支的比例降至35.57%的低点后，近十几年来这一比例迅速攀升，年已经达到了55.79%，不仅高于巴西、俄罗斯等金砖国家，甚至高于韩国的54.05%。再结合总医疗开支占GDP的比重，可以计算得出年中国公共医疗开支占GDP的比例约为3.1%，这一比例在年后也呈逐年上升态势（见图表2）。
图表2、中国公共医疗开支占比变化
从横向比较看，年中国人均GDP排名位居世界第81位，公共医疗开支占GDP的比例则位居世界第位；此外，年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人均GDP为美元）公共医疗开支占GDP比重平均为3.04%，中高收入国家（平均人均GDP为美元）为3.41%，而当年中国人均GDP为美元。
通过和相近发展水平国家比较后发现，中国的公共医疗开支占GDP的比重略微落后于本国经济发展水平，但落差不大，同时年后年均增速超过0.1%，处于全球较高水平。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从全球平均水平看公共医疗开支占GDP的比例高达近6%，但主要是被发达国家的高福利水平所拉高的（高收入国家年的比例为7.65%）。新加坡是发达国家中的特例，作为人均GDP全球排名前10的国家，其公共医疗开支占GDP的比例却只有2%。
相反，许多非洲最不发达的国家由于国际援助较多，其公共医疗开支比例反而远高于人均GDP水平，比如人均GDP倒数第一的布隆迪其公共医疗开支占比近4%，倒数第三的马拉维甚至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全球公共医疗开支水平最低的是中低收入国家，如印尼、尼日利亚等发展中人口大国均在1%上下，印度虽然实施免费福利医疗，但公共开支占GDP仅1.4%，占总医疗费用的比例不足三分之一。
不过，虽然我国公共医疗开支增长迅猛，但医保基金的可持续性也面临挑战。比如年社科院发布的《“十三五”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思路与政策建议》指出，从长远看职工医保基金潜伏着严重的支付危机，在制度要件不变的假定下，全国多数地区的职工医保基金将在年前后出现基金缺口。
海通证券医药行业首席分析师余文心从资本市场的角度也指出，年时任副总理的李克强开始主抓新一轮的医改，加大了对8亿农村人口的医保支持和补贴，造就了此后三年整个医药行业的井喷式发展，但年政府发现各地的医保资金池开始吃紧，不得不提出要进行医保的控费，控制医疗费用支出，医药行业也从后进入回调。
这种政策调整带来的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根据财政部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决算，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及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收入分别为亿及亿元人民币，合计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16.2%；基金开支分别为亿及亿元人民币，合计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15.9%，开支增速较收入增速为低。
不过，由于基金收入包括了财政补贴，以总收入来评估医保基金的可持续性并不太准确，事实上，在扣除财政补贴后，年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为.5亿人民币，按年增长20.9%，高于开支增速，而其与基金开支的差距即开支缺口更从年的峰值代元人民币下跌至.5亿元人民币（见图表3），虽然幅度不大，但反映出医保基金的收支有转趋平衡的迹象，医保控费及降低药占比等行政手段开始见成效。
图表3、-年中国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开支缺口走势
数据来源：安邦咨询（ANBOUND）根据互联网公开资料整理
然而如前文所述，我国公共医疗开支占GDP的比重虽然增长迅速，但与人均GDP发展水平还存在些微的差距，这种情况下却出现了医保控费的问题，说明在运行过程中医保基金出现了一定的损耗，运营效率还有提高的空间。
目前，我国多数地区实行按服务项目付费的结算方式，该付费方式操作简便，但缺乏对医疗机构和患者费用的控制机制，导致过度医疗和诱导服务需求时有发生，一些人甚至将医保卡变成了购物卡，为了追求所谓的“不浪费”而大量购买药品。
同时，筹资机制也存在不稳定、不规范的问题，财政应拨不拨，经办机构应征不征，参保单位应缴未缴现象严重；有些部门地方将基本医保基金用于建立大病保险、购买商业保险或者建立长期照护保险，并不符合《社会保险法》规定。
此外，职工医保缴费高于居民医保，但享受的支付额却差不多甚至低于后者，导致一些灵活就业人员纷纷中断职工医保转而参加居民医保，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在于退休职工不缴费，导致个人账户基金无法调剂，致使职工基本医保出现危机。
除了筹资支付体系不完善导致的医保基金可持续性问题外，另一个比较有争议的问题在于医保支出的公平性。有一种观点认为，虽然目前国家在医疗卫生事业上的投入力度很大，但在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很大一部分用在体制内公费医疗、高干医疗上，而享受这些高端医疗的群体却没有缴纳医保。
此外，虽然目前普通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等人群也纳入到了城镇职工医保之中，但在不少地区其报销比例却比普通城镇职工要高，享受一定的财政补助。尽管并没有充分的公开数据证明存在这种基于体制内-体制外身份差异的医保收支格局，但这种刻板印象在实际上加剧了普通民众因为“看病难”、“看病贵”而产生的差别感和失落感，其背后还是对于医疗资源分配不公的焦虑。
解决医保基金可持续性可以说不仅仅是医保改革的问题，它同时也涉及医疗体系和医药体系的改革。从医保改革的内部角度来讲：1、需要改革医保支付方式，激励医疗方、参保方共同节约医疗成本，比如以强制首诊制为基点，与医疗方协商制定医疗行为准则。
2、逐步建立适应不同人群、不同疾病、不同服务特点的多元复合式医保支付体系，重点推进按病种付费、开展按疾病诊断分组（DRGs）付费试点。3、化解职工基本医保的个人账户，停建新的个人账户，将原账户基金用于购买大病保险、护理保险等。4、还可以考虑变后付制为预付制，后者也是近年来许多国家纷纷采用的支付方式。
此外，对于大病医保问题，可以参考深圳、青岛等地的经验，参保方式上实行自愿原则，筹资上强调个人承担义务，待遇享受上实行个人申报、专家评审，主攻灾难性医疗风险。
而从医保体系外的角度来看，关键是要破解目前资源高医院和“以药养医”等问题，这是解决“看病难”和“看病贵”这两大医改核心矛盾的关键。
从医疗资源的配置看，一是通过分级诊疗和医联体等制度来有序疏导分类不同的医疗需求。对此《“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提出，到年要逐步形成分级诊疗模式，基本建立符合国情的分级诊疗制度；提升乡镇卫生院开展急诊抢救、二级以下常规手术、正常分娩、高危孕产妇初筛、儿科、精神疾病、老年病、中医、康复等医疗服务能力；力争所有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乡镇卫生院以及70%的村卫生室具备中医药服务能力，同时具备相应的医疗康复能力。
而在4月23日国办发布的《关于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医院要全部参与并发挥引领作用，综合医改试点省份每个地市以及分级诊疗试点城市至少建成一个有明显成效的医联体；探索对纵向合作的医联体等分工协作模式实行医保总额付费等多种方式，引导医联体内部初步形成较为科学的分工协作机制和较为顺畅的转诊机制。
医院资源自上而下的疏导之外，另一个重要的措施是发展全科医生和家庭医生，完善自下而上的分流机制。从上海等地的试点看，家庭医生凭签约患者数量和服务质量获得服务费补贴，有利于科学转诊。
对此《“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也提出，到年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30%以上，重点人群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60%以上；到年力争将签约服务扩大到全人群，基本实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全覆盖。
同时，到年初步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全科医生制度，基本形成统一规范的全科医生培养模式，城乡每万名居民有2—3名合格的全科医生，全科医生总数达到30万人以上。
而对于“看病贵”主要原因的“以药养医”的问题，自去年推动实施两票制后，发改委于今年发文医院于今年9月底前全部取消药品加成，除中药饮片外的药品实行零差率销售。
发改委副主任胡祖才在4月11日的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工作座谈会指出，取消药品加成减少的合理收入主要由调整医疗服务价格进行补偿，同时重点提高诊疗、手术、康复、护理、中医等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的项目价格，降低大型医用设备检查治疗和检验价格，调整后的医疗服务收费要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为了落实中央医改部署，北京市在3月22日宣布启动医药分开改革，从年4月8日起取消所有公立医疗机构的挂号费、诊疗费，取消药品加成，设立医事服务费。
据北京市卫生计生委透露，从年4月8日零时起至4月17日24时，北京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实施10天来，总体继续保持平稳有序，符合改革预期，累积节约药品费用约1.5亿元，节省幅度达8.5%。虽然短短10天的数据并不能证明北京医药分开改革的真实成效，但药品费用的降低毫无疑问有助于缓解医保支付的压力。
不过，更大的挑战来源于医疗服务的定价，在“大处方”受到抑制的情况下，部分医疗从业人员可能转向“大检查”、“大手术”等过度医疗的手段，导致医保开支和群众负担的进一步增加。
3.老龄化将给医保体系带来巨大冲击
除了医疗系统内部的矛盾所带来的医保可持续性挑战外，另一个不得不提及的因素就是中国所面临的老龄化趋势。虽然相比医保基金，我国养老保险基金面临的“穿底”风险更大，但老年人口的增加必然也会导致医疗开支的上升，比如随着我国老年职工的不断增多，各类疾病的变化和变异使得治疗难度加大，从而加剧中国“未富先老”的危机。
世界银行将全球各国的劳动力结构分为四个档次，分别为前人口红利国家（这些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导致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并存）、人口红利早期国家、人口红利晚期国家以及后人口红利国家。
从年各档次国家平均老龄化比例（65岁以上老年人占比）和人均GDP水平看（见图表4），中国非常接近于人口红利晚期国家的水平，而人均GDP和公共医疗开支占比均却略微落后于类似国家的平均水平，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的确存在未富先老、公共医疗开支落后于老龄化水平的情况。
有一种解释认为中国目前较高的抚养比承担了一部分的老龄化医疗开支压力，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年中国抚养比（非劳动人口/劳动人口）为35.85%，仅为全球倒数第8。但这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过去人后红利的晚期效应，目前不少80岁左右的老人都是由其在生育高峰期出身的60岁左右的子女们分担医疗压力。
事实上从结构上看，年至年，中国少儿抚养比从54.6%大幅下滑至22.2%，同期老年抚养比则从4.9攀升至13.1，一旦老龄化和二胎政策下的抚养比几何增长趋势超越了经济增速的线性增长趋势，则中国“未富先老”的严重程度或将超出现有数据揭示的水平。
图表4、年医疗开支、老龄化与人均GDP的国际比较
根据现行医保缴费政策，人口老龄化会减少医保基金收入、增加基金支出，这必将加剧基金收支不平衡。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副院长郑春荣就曾表示，退休职工一方面不用参保，另一方面又享受比较高的医疗报销比例，这样会给医疗保险制度带来很大的老龄化风险，因为这意味着退休人员所享受的医疗保险目前完全是由在岗职工和财政补贴来担负，从长期来讲这样的医保制度不具有可持续性。
对此，一种比较受到争议的出路是退休人员缴纳医保费。陈岑通过对江苏常熟医保统筹基金影响度较大的几个因素进行敏感度分析后发现：假定退休年龄在现有基础上延长5岁，则统筹基金收入增加、支出减少，统筹基金出现赤字时间可延迟两年多。
假定退休人员每月按基础养老金的2%缴纳医疗保险费，则赤字出现时间可延后5年以上。故其得出结论，退休人员缴纳医保费是延迟统筹基金赤字的最有效途径。
实际上现任社保基金理事长楼继伟年就在《求是》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出要研究实行职工医保退休人员缴费政策。而这一政策必然需要与延迟退休相配合，通过渐进性的机制设计降低民意压力。
另一个被广泛提及的解决思路是建立护理保险制度，这也是国际通行的经验。在医疗（疾病）保险问世一个世纪之后，在人口老龄化加速的背景下，长期照护保险最先由以色列于年推出，到了年医保制度的开创者德国也颁布了护理保险法，并对后来其他国家的类似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长期照护保险的出现，与对老年人的长期照护服务被从医疗服务中剥离出来相关。首先剥离的是基础护理，亦即日常生活照料，本属护士的工作，后来从医疗服务中“单列”出来，成为长期照料服务。接下来，一部分非治疗性质的护理和康复服务，即目标在于维持老年人的身体机能、延缓慢性病发展的护理和康复服务也被划出，并与长期照料服务合称长期照护服务。
事实上，我国医疗界早已经开始对相关护理保险机制的研究。比如，面对“年湖北省城镇65岁以上老人有万人，其中约20%的老人需要专业护理”的巨大压力，湖北医保部门提出了大健康概念下的“医养结合”模式，即建立老年人长期照护保险、把“医养结合”机构纳入分级诊疗制度等。
需要强调的是，长期照护服务主要被归到社会服务的范畴，因为社会服务的成本大大低于医疗服务。有研究表明，同样的服务，在医院所需的费用要比在老年服务机构平均高出20—30%，在中国恐怕还不止这个比率。所以就“医养分设”的国际经验而言，中国倡导的“医养结合”应该是有界限的，否则更有可能变成陷阱。
对此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建议，可以用储备积累的养老保险基金来取代住房公积金，也就是说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个人不用再缴住房公积金，只要缴纳养老保险费，就可以按现在住房公积金的政策到社保基金中贷款买房，而在节省下来的单位和个人各5%至12%的住房公积金缴费中，取2%至3%就可以把长期照护保险建立起来。当参保的老年人一旦生活不能自理，就可以接受老年服务机构提供的专业服务，这才是为医疗保险纾困解难的正道。
4.安邦方案：新加坡经验+大区制模式
总体而言，面对医保体制碎片化严重、开支增长可持续性堪忧、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等问题，各界均在积极寻求医保改革的解决方法和出路。本届政府显然也已经意识到了上述问题的存在，为此从去年底以来开启了一系列力度较大的医改动作，两票制、医药分开等举措陆续落地，医保异地结算全国联网按计划也将在年底完成，由此年被业界称为“医改大年”。
对此，安邦智库（ANBOUND）研究团队在上述梳理和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医保改革的安邦方案，即学习借鉴新加坡的医保经验，以大区制的形式在全国铺开。
年新加坡公共医疗开支占GDP的比例只有2%，却有着全球公认的超一流医疗保障水平，这一成就堪称奇迹。但实际上，新加坡的医保体制从一开始也经历过曲折。作为曾经的英国殖民地，新加坡在立国之初也采用了英国的福利医保模式，由政府支付社会医疗费用。
但是，这种由“政府大包干”所滋生出来的大锅饭心态，一度使得国民的医疗需求无限膨胀，医疗卫生支出就像是无底洞，政府不堪重负，医院效率低下，无法满足民众的基本医疗需求。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在公平的基础上提高效率，新加坡政府从国情出发于年起重新确定了医保哲学：一是强调个人责任，加上政府津贴使人人负担得起保健服务；二是通过共同付费原则分担责任，避免所谓免费医疗服务的错误观念。
在此基础上，新加坡启动医保改革，其首要措施就是建立保健储蓄计划，它是一项强制性的全国储蓄计划，也是新加坡医保体系的基础。根据政策要求，每个有工作的新加坡公民，包括私营业主，都必须将每月收入的6%~8%存入设在公积金局的个人保健储蓄账户，用于支付本人及直系亲属的住院费用，直至退休，每月的缴费由雇主和个人各承担一半
在此基础上，政府再对门诊和住院等给予高额补贴，在补贴时遵循“劫富济贫”原则。以住院为例，配套最好的A级单人病房不能享受政府补贴，而最为普通的C级病房可以享受89%的补贴，这样病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选择合适的病房等级，而且完全不必担心医疗服务质量会随之下降。
随后，为了应对重特大疾病或长期慢性病等高医疗开支的问题，新加坡又于年推出了健保双全计划，其由个人自愿投保，政府指定的商业保险公司承办，保费从个人保健储蓄中扣除，缴费标准随年龄逐渐递增。由于这一计划保费合理、保额可观，覆盖率已经超过了90%。
最后，对于那些没有保健储蓄或者储蓄金额不足以支付医疗费的贫困人群，新加坡政府在年出资设立了保健基金计划，根据财政收入和国家经济状况每年拨1至2亿新元，并随预算盈余而逐渐增加到20亿新元。
安邦智库（ANBOUND）首席研究员陈功指出，所有的重大战略问题首先都是一个哲学命题。新加坡医保改革的成功首先就在于转变了社会政策背后的保障哲学，并在此基础上将政府补贴、保健储蓄、健保双全、保健基金四者相结合，把纵向的自我积累与横向的社会共济保障以及政府为贫困人群的最后保障结成一个整体，从而使每个新加坡人都能得到良好的基本医疗服务。
从结果看，改革后医保对于新加坡政府财政的压力大大减轻，“天下没有免费午餐，个人必须为看病买单”的观念在新加坡也由此深入人心，因为政府的补贴再多也只占到医疗费用的一部分，每次看病住院都必须动用“保健储蓄”或“健保双全”个人账户，花的是自己的钱，这样一来，个人就会自我约束，不会出现无病求医、小病大治、刷卡买药等现象，医院的大处方和药价的虚高，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当然需要看到的是，新加坡作为一个人均GDP位居世界前列的城邦国家，狭小的国土面积、优质的公共管理和较高的国民素质为其设计精巧的医保体系提供了充分的运行条件，对于国土面积广袤、地区贫富差距悬殊、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的中国而言，将新加坡的医保模式全面铺开将会面临很多利益博弈和执行上的梗阻。
比如，与新加坡保健储蓄可实现直系亲属共享不同，我国职工医保除浙江、广州等个别地方的“家庭共济”试点外，总体上依然以个人账户为主，一旦医保实现全国统筹后，这种“家庭共济”在执行上就会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部分功能属地化的情况难以避免。
安邦智库（ANBOUND）研究团队认为，在不具备相应经济基础的情况下，应该量力而行地设计上层建筑，在医保体系的建设方面不搞全国一盘棋，而是建立大区制模式。根据上文所述的《“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我国到年预计只能完成省级行政区内部的医保体系统筹，离全国统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为此，可以首先在全国以GDP为标准划分若干大区，在同一大区内部实行跨区域联动制度，区内率先实现医保跨省统筹。随后，对于经济水平相对落后的大区，可以在政府补贴、报销比例等方面得到更多的倾斜；对于经济水平相对发达的大区，可以实现高标准的新加坡模式，鼓励这些地区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
总之，年作为医改大年，不仅将对行业体系形成巨大的冲击，也将深刻影响普通民众的生活。无论是业内学界对于医保改革的建言献策，还是安邦智库提出的医保改革方案，亦或是现有的诸多改革政策，其目的都是在于缓解多年来“看病难”、“看病贵”的顽疾，以期为十九大以及未来的中国发展打造一个良好的民生环境。其结果如何，我们将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