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敬文（年3月20日－年1月10日）
文
杨海亮，业余文史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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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钟敬文全集》是“人民的学者”钟敬文的著作全编。全集十六卷，三十册，一千余万字。全集中，第九卷是鲁迅研究文存，共二册，一册关于鲁迅的论考与回想，一册是鲁迅研究札记与译著。在鲁研界，钟敬文是为数不多的见过鲁迅的学者。钟敬文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留学过日本，与周作人、郁达夫、顾颉刚、增田涉等鲁迅身边的人都有往来，学问更是涉及民间文艺学、民俗学、教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多个领域。此外，鲁迅曾任教过的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钟敬文也是与之关系密切。按理，钟敬文从事鲁迅研究，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等多个优势，但鲁迅研究却并未成为他学术的主要研究方向。这不能不说是钟敬文的一大遗憾，也是鲁研界的一大遗憾。
《钟敬文全集》部分
在谈到鲁迅为什么没有专心民间文艺学时，钟敬文曾作过这样的揣测：
“鲁迅从青年时代起，除了搞小说史和创作短篇小说之外，他不断把心力集注在作一个社会、文化批评家的任务上，这种倾向随着时代的前进和年龄的增长而更加显著。他的许多见解，包括关于民间文艺的见解大都是从这里发出的。而他那越来越复杂、繁忙的文化战斗生活，占去了绝大部分时光和精力，使他再没有余暇去进行其他的学术活动。”[1]
如今，拿这段话观照钟敬文自己，似乎也可以说，鲁迅研究所以始终未能成为钟敬文学术研究的主要或重要对象，主要原因是他把心力集注在了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如前所说，以钟敬文的交游、见识、才情等优势，他的鲁迅研究完全可以更全面、更深入，完全可以有更多更好的论考、回想、札记和译著，完全可以成为名副其实的鲁迅研究家。只是，相比鲁迅研究，钟敬文更热衷于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我深感我国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这两个人文学科，还很稚弱，必须加强有关机构建设和培养更多的专业人才。否则学科的更大发展是比较渺茫的。”[2]大概基于这样的担忧，钟敬文在学术生涯的重要时期致力于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方面的工作，对于鲁迅研究，只好忍痛割爱了。
一、未竟之业：钟敬文的鲁迅研究始末
年夏，时年24岁的钟敬文受彭湃、聂绀弩的影响，为了感受新的时代精神和思想潮流，从家乡海丰来到了当时的国民革命中心广州。这是钟敬文走上治学生涯与追求真理之路的关键一步。年1月，鲁迅离开厦门抵达广州，并到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钟敬文知道后，邀约几个朋友探访了鲁迅，并记录了经过，即《记找鲁迅先生》。这是钟敬文关于鲁迅的第一篇文章。文中，钟敬文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对鲁迅的热情和敬重：
“一方面，想对他这位思想界的先驱者、时代的战士表示诚意的欢迎（我觉得他之所以值得我们特别佩服，比起他在文艺上的成绩来，尤其在于他那激进的思想和不屈的态度上），另一方面是籍此瞻瞻风采，以释数年来倾仰的私怀。”[1]11结合钟敬文日后关于鲁迅的议论可知，钟敬文对鲁迅的热情和敬重是至始至终的、始终不渝的。哪怕自己佩服的人对自己有误解、有反感，也毫无芥蒂、毫无怨啧，反倒因自己当初的“冒犯”而心存愧疚、无法释怀，以至于时隔半个多世纪，还感慨“吾生步履多蹉跌，不废胸头一像高”。[1]
随后，钟敬文开始收集有关鲁迅在广东的行踪，着手编辑《鲁迅在广东》。先前，钟敬文在家乡当小学教员和在岭南大学工作之余，已经开始搜集、整理民间歌谣故事等，并整理了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首部多民族民歌集《粤风》。因此，编辑《鲁迅在广东》，钟敬文是有一定经验的。年7月，《鲁迅在广东》一书由上海北新书局初版。同年10月，鲁迅辞去中山大学职务远走上海。钟敬文则经顾颉刚介绍，转入中山大学任职，与顾颉刚、容肇祖等组织民俗学会，编辑《民间文艺》、《民俗》周刊及民俗丛书。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钟敬文都把心思放在了民间文学的研究与教学上，写下了多篇民间文学方面的文章。
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从日本回到杭州不久的钟敬文得知消息，悲恸不已，写作《闻鲁迅先生逝世消息感赋》：“文章如鼎图群魅，世路于公直战场。南北青年瞻马首，何曾荷戟肯仿徨？”[1]这是钟敬文为纪念鲁迅而作的为数不多的一首七绝。诗歌借鲁迅的社会形象，突出了鲁迅坚不可摧的历史地位，表达了对鲁迅的深深敬仰。据钟敬文回忆，鲁迅逝世后，自己还曾应浙江图书馆编目组一位中大故人之约，写了追悼文章。悼文原本已经上版，却遭到有关方面禁止，原稿也不知所终。
鲁迅的葬仪
年7月，钟敬文因思想“左倾”再度被中山大学解职。不久，他悄离广州，前往香港，任教达德学院文学系。达德学院是一间由民主党派和爱国进步人士筹办的正规大学。年10月，在鲁迅去世12周年时，钟敬文为学院学生自治会的壁报《号角》写了一篇纪念鲁迅的文章。文章篇幅不长，只有一千两百余字。钟敬文一如既往地对鲁迅满怀虔诚、热情讴歌，认为鲁迅“为着崇高的理想而战斗”，“是破坏的又是建设的”。[1]84同时，鲁迅是一位杰出的创作家，即使“没有别的方面的贡献，他也已经可以不朽的”。[1]84钟敬文还旗帜鲜明地指出，鲁迅多方面的业绩被一个“中心”贯穿着，即“要使人民大众生活得自由、富足而且有良好教养的庄严理想”。[1]84最后，钟敬文表示，纪念鲁迅最有力的纪念方法，是继承鲁迅的事业和尽量发挥鲁迅的卓越精神。这篇小稿虽然得以保存，但一直没有在报刊上印行。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钟敬文对鲁迅的尊重与爱戴发自肺腑，而且有增无减。
20世纪50年代，钟敬文身心愉悦地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可惜好景不长，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使钟敬文的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受到严重干扰，特别是在年被划为“右派”后，更是失去了政治权力，失去了人身自由——“不让他做事，限制他做事”。[3]年，“右派”摘帽，钟敬文悄悄进行学术研究，并撰写了晚清民间文艺学研究系列文章。这一时期，钟敬文并没有刻意研究鲁迅，但涉及鲁迅的文字较之以往明显增多。如，发表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年第2期的《晚清革命派著作家的民间文艺学》，就是一篇极有分量至今为人称道的论文。论文集中体现了钟敬文的两个重要民间文艺学思想及特点——浓厚的历史关怀与注重实证研究，是钟敬文有关民间文艺学及民间文学作品研究的重要实践成果之一。论文的第一节《论神话的性质及其与历史、科学的关系》和第二节《赞颂上帝的反抗者：撒旦》，都着重论述了鲁迅关于民间文学的见解。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钟敬文的学术生命又被无情地中断。年至年的十余年间，钟敬文基本上是“光阴虚度”“蹉跎岁月”。[3]身体饱受摧残已是无语，精神备受折磨更是难言。到“文化大革命”后期，人民文学出版社牵头重新注释出版《鲁迅全集》，分配给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任务是注释《鲁迅全集》第七卷。第七卷中的《集外集》收有鲁迅的旧体诗，注释起来颇不容易。当时的“三结合”注释小组似乎无力承担重任，而“钟先生不但古文好，懂日语，更留学过日本，且和有些诗中的日本人熟稔，注释工作就不可避免地要倚仗他老先生”。[3]虽然，钟敬文更热爱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但可望不可及时，只好退而求其次。当然，能够注释鲁迅的著作，也算幸运。于是，之后几年，钟敬文集中精力为《鲁迅全集》作注，并在鲁迅研究方面一发而不可收（包括翻译增田涉的《鲁迅的印象》），特别是在鲁迅的旧体诗及相关史实的探索与考证上取得丰收。年4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关于鲁迅的论考与回想》，里面长长短短近二十篇文章大多写于年至年之间。可以说，这也是钟敬文的鲁迅研究最集中、最辉煌的时期。虽然有了一个集子，但钟敬文也深感“寒碜”，“还有一些论题，我已经给自己提了出来，并且在积极收集资料，以便进一步分析、研究”（这方面的论题，如《鲁迅与苏曼殊》《鲁迅与科学小说》《鲁迅留学时代的前后期思想》等），可“鱼”（鲁迅研究）和“熊掌”（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两者不能同时得到，“就只好弃鱼而取熊掌”。[1]9
青年钟敬文
随着“四人帮”倒台，进入20世纪80年代，“我们及我们所从事的学术事业回复了生机，我在欣慰之余，涌起了恢复和振兴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的勃勃雄心”。[2]当钟敬文的“勃勃雄心”决意弃“鱼”而取“熊掌”时，鲁迅研究也就成了永远的“未竟之业”。从此，钟敬文的鲁迅研究基本结束，但他对鲁迅的认识和情感还在继续。
年1月，钟敬文著译的《寻找鲁迅·鲁迅印象》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在新版自序中，钟敬文写道：“鲁迅，决不是什么一般的作家，学者，他是一位刚毅的战士，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和精魂！鲁迅，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化魁杰，也是世界上不多见的文化英雄！”[1]3这时，距钟敬文在广州找鲁迅已七十余年。七十年斗转星移，七十年沧海桑田。但钟敬文依旧不忘来路——“我从年青时起，就是鲁迅的崇敬者，是几十年来从他的言论和行动中得到滋养和启发的学生”。[1]3
二、杂货之摊：钟敬文的鲁迅研究成果
在断断续续的鲁迅研究中，钟敬文写的关于鲁迅的文章实在不算太多。年《关于鲁迅的论考与回想》出版时，集子拼拼凑凑不过二十篇。年《寻找鲁迅˙鲁迅印象》出版时，除了增加译著《鲁迅的印象》，也别无多少新篇，但“百岁钟先生关于鲁迅的著、译作品尽在此一书矣”。钟敬文曾自嘲，那些关于鲁迅学艺、传记等方面的文章像个“杂货摊”。这个说法，倒也恰切。因为从研究时间和研究内容两方面衡量，钟敬文的鲁迅研究成果有一个明显特点——杂。不过，这“摊”固然是“杂”，好“货”、奇“货”却是不少，而且有的还是“一等货”“上等货”。
钟敬文对鲁迅作品的探讨，是“杂货摊”上的“抢眼货”。钟敬文解读鲁迅作品，往往感受独到、体悟深切。比如，在分析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时，钟敬文认为《野草》中绝大部分作品在思想内容上是“健康的、积极的”，[1]36如《这样的战士》《过客》《淡淡的血痕中》等，主角大都是光辉的、正面的人物或事物。有的作品，如《失掉的好地狱》《颓败线的颤动》《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等，也出现了黑暗的、反面的人物或事物。但处于年至年时期的鲁迅，“思想上、情绪上有些消极的成分，并不是很奇怪的”，[1]这是当时极端恶劣环境和鲁迅旧世界观的反映。恰恰是由于鲁迅“不断地对客观世界和内心世界进行着艰苦的斗争”，[1]因而鲁迅能够“迅速地解放着自己，发展着自己”。[1]谈到《野草》的艺术性时，钟敬文充分肯定了鲁迅的想象力，无论是诗篇的结构，还是事物的描绘，很多都显示了鲁迅想象力的“非常特出”。[1]在表现形式上，《野草》的不少诗篇使用重复的段落和词句，造成浓郁气氛，闪烁着“意思警拔或意味深湛的语句”。[1]此外，鲁迅创作的基本风格精炼、奇拔、隐晦，在这个散文集里也很明显。总体而言，《野草》“这个作品不但有它重大的时代的意义和社会价值，也给我们留下一份大革命时期前进知识分子自我思想斗争经历和稀有文献，给我们留下一份极其珍贵的艺术遗产”。[1]
时隔多年，钟敬文对《野草》的感受、分析和评价，依然有力度、有质感、有节制，具有真知灼见。又如，谈鲁迅的回忆散文集《朝花夕拾》，钟敬文将其中的人物、事象及自然景物分作两类：一类是作者所肯定的、赞许的，如藤野严九郎、范爱龙、长妈妈等，这类形象经过作者进步思想和深挚感情的渗透及辛劳的意匠加工，“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一定的艺术上的突出性格”；[1]另一类是作者否定的、批判的，如衍太太、塾师、“名医”等，包括残酷的、虚伪的封建孝道，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的旧教育制度、教育方法，洋务派的新学等，这类人物、事象“大都是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社会的罪恶产物，多半是反动势力的精神支柱或帮凶，同时也是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绊脚石”。[1]
在分析《朝花夕拾》的艺术特色时，钟敬文指出，在表现手法上，大多是叙述和描写，部分篇章采用夹叙夹议；在结构方面，不拘泥成法，敢于打破条框，体现了“惨淡经营”的“意匠”；[1]在语言方面，沿袭了一贯的简练风格，且“充满了冷嘲热讽，有时甚至于严厉谴责”。[1]总之，《朝花夕拾》“有力地配合当时汹涌的革命力量（主要在南方），在一定程度上尽着思想、文化领域里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历史任务。它具有不能磨灭的社会价值和文学价值”。[1]在此评价的基础上，钟敬文进一步指出，这部散文作品集还具有“作为革命文学家鲁迅的传记史料和清末明初那段时期的社会史料的意义”。[1]无疑，这一见解是客观的，也是独到的，体现了钟敬文对鲁迅及其作品的深刻认识和理解。
再如，钟敬文撰写的《鲁迅旧体诗歌略说》，不是一般的研究论文，而是采取“概括论述”和“举例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谈鲁迅的诗歌。钟敬文认为，鲁迅的诗歌（特别是新诗）在思想内容上，“每首都含有一种新意或深意”；[1]在表现形式上，超越了“自由派”与“改组派”两种倾向。鲁迅用民族传统形式写作的诗篇，包括用歌谣体创作在内的旧体诗歌，从内容上大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书写革命情思的（可分为五小类，即歌颂苏区的光明世界的，同情被践踏、被摧残的人民和地区的，哀悼为进步事业牺牲的战友的，表现战斗情绪的，表现国际主义感情和对于异国的怀念的），所表现的思想、感情，“大都是壮健的”；[1]另一类是揭露、讥讽反反动派及各种堕落或落后的社会现象的（可分为两小类，即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上、文化上的丑恶行径和荒谬思想，资产阶级文化人反动、错误思想和恶劣作风）。钟敬文认为，鲁迅用新形式和民族传统形式所创作的许多诗歌，“不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诗界的卓越成就，也是我国数千年诗歌历史上的不朽名作”。[1]可见，钟敬文对鲁迅的诗歌极为推崇。
钟敬文对鲁迅学习、生活、创作等方面问题的考证，是“杂货摊”上的“硬通货”。例如，关于“鲁迅在弘文学院到底学什么”的问题，出版界、教育界公开发行或内部印行的鲁迅年谱、传记，大多表述为“学习日语”或“补习日语”，也有的称“学习日文及自然科学”。钟敬文认为，这类说法不完全或不确切。钟敬文根据当时留日学生的历史背景、确凿的证据，以及鲁迅的自述和旁证，指出鲁迅在弘文学院的两年间，“学的是日本语和普通科”。[1]继而，钟敬文指出，鲁迅“在弘文学院所学的普通科目，对于他后来的进入专门学校和具备比较完全的现代知识等方面，都是不可少的”。[1]54
《自题小像》
又如，在《关于〈自题小像〉的二三问题》中，钟敬文就《自题小像》的写作年份和地点问题，上联的出句“灵台无计逃神矢”中“灵台”与“神矢”的出典问题，以及全诗的结句“我以我血荐轩辕”中“以”字的修辞学问题，分别作了解答。关于《自题小诗》的写作年份，钟敬文认为，鲁迅留学日本时期的《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一报告》与鲁迅于年（日本明治三十七年）6月1日向仙台医专当局申请入学时所附的学业履历书是两则“相当有力”的论证材料，故赞成《鲁迅〈自题小像〉作年新考》的结论——《自题小像》作于年。文中，钟敬文还提出了一份文件加以强固，即年4月鲁迅从弘文学院毕业后要求入学仙台医专的申请书。至于《自题小像》的作地，钟敬文根据诗里所表现的强烈的、深挚的爱国主义思想，同意作于东京的说法。钟敬文总结：
“鲁迅在《自题小像》的结语上，对这位被认为汉族英雄祖先的轩辕，发誓尽忠，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当时（20世纪初到辛亥革命前夜）革命志士共同的思想感情和政治用语。在他到东京之前，这种诗篇上的思想特点是不能出现的，至少是没有形成的。”[1]
关于“灵台”与“神矢”的出典问题，钟敬文承认自己是一个“同意派”，即同意鲁迅运用洋典故“埃罗斯（丘必特）的金箭”的说法。钟敬文说，“神矢”是一种比喻或引申，“这种修辞学上的比喻（或者说典故意思的引申），不但是过去诗文一般作法所容许的，而且应该说是极富于表现力的”；[1]从鲁迅当时整个思想状态和学习情形分析，在这首诗里运用这个洋典故，“似乎是没有什么不自然的地方”；[1]晚清时期进步的文人学者在文章、诗歌里谈论西洋的风土人情、奇闻异事，包括运用外国典故，是“一种兴行的事情”。[1]关于“以”字的修辞问题，钟敬文的行文如抽丝剥茧，最后别有胆识、别出心意：“‘我以我血荐轩辕’这句诗，破坏了一般律句的形式，却使它赢得了极其优异的艺术效果。因为‘我以我血’的‘以’字，能够加强这句诗的气势，使它劲挺有力，像拉紧的弓弦一样。如果把它改为‘将’字之类，平仄是符合了，怎奈缺乏一种与内容相适应的语调上的气势呵！”[1]
再如，在《关于〈阻郁达夫移家杭州〉》一文中，钟敬文作了自己的猜想——郁达夫是在新居“风雨茅庐”修好之后重返上海才请鲁迅撰写条幅的。鲁迅没有拒绝，但赠诗不是祝贺乔迁之喜，而是流露规劝之意。鲁迅对杭州缺少好感，因为杭州的湖光山色消磨人的志气，而黑暗政治更令人窒息。鲁迅作为左翼文坛的主将，更希望郁达夫到辽阔广大的地方去，经受大风大浪的锻炼，汲取丰富的创作源泉，写出对人民、对社会有益的作品。“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是为郁达夫指明正确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文中，钟敬文还有独到的发现——收入《集外集》的《阻郁达夫移家杭州》与郁达夫家中的字条有两处不同，即“旷远”为“北地”，“风波”为“川原”。此外，《关于鲁迅传记、书简的两个新问题》《〈中国小说史略〉与增田涉教授》《鲁迅留学时期年表》《关于开设“北新分局”的事情》《对〈读书与革命〉的处理问题》等，或应付编辑索稿，或答复相关问题，或编译附带声明，也都证实了钟敬文广阔的学术视野和缜密的考据功夫。
季羡林先生（左）与钟敬文先生（右）交谈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年）
以民间文艺学家、民俗学家的身份谈鲁迅与民间文艺及民俗学的关系，为“杂货摊”增添了“稀罕货”。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毫无疑问是重要的，也是独特的。例如，《作为民间文艺学者的鲁迅》中，钟敬文提出，鲁迅是受过民间文艺学和民间艺术滋养的，而且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对鲁迅的审美、心理、创作等方面，产生了深刻的、积极的影响。反过来说，鲁迅于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也有重要的贡献，主要在于鲁迅提出的相关见解和从事的相关活动。如鲁迅做了许多与民间文学资料有关的文献辑佚工作；鲁迅编著的《大学简义》，撰写的社会、文化批评短文，以及创作的散文、小说中，对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等的大量采用、介绍和评价；鲁迅倡议成立民间文学研究会，等等。因此，钟敬文表示，“鲁迅数十年在民间文艺学的活动上，不但范围广泛，也是成绩卓著的。这在我们现代的学艺史中是很突出的”。[1]97
钟敬文从年前后两个时期对鲁迅关于民间文艺的思想进行了探析，并高度评价鲁迅在这个领域的贡献——“丰富了我国民间文艺学的理论财富和资料财富；促进了我们在这方面科学理论的建立和发展；推动了我国革命文艺的实践活动（文艺大众化）”。[1]钟敬文长期致力于民间文学、民俗学的研究和创作工作，贡献卓著。他认为作为我国现代伟大的作家和学艺大师的鲁迅完全有资格被尊称为“我国现代卓越的民间文艺学者”，[1]自然言之凿凿，具有极大的权威性。此外，选自《晚清革命派著作家的民间文艺》中《论神话的性质及其历史、科学的关系》《赞颂上帝的反抗者：撒旦》等，都是钟敬文以专业优势谈专业问题，是“杂货摊”上“好货”中的“好货”。可惜的是，这样的“上乘货”少之又少，根本无法满足我们的欲壑。
不能不提的，还有“杂货摊”上的《鲁迅在广东》。该书编辑的时间较早，当时的钟敬文年纪轻轻，出于对鲁迅的仰慕而做了这次编辑工作。《鲁迅在广东》收入记叙、欢迎鲁迅到广东的文章12篇，收入鲁迅的演讲稿3篇。这种编辑工作，通常被人忽视，也通常被人误解，认为只是整理资料而已，算不上学术研究。殊不知，“考据和义理是学术研究不可偏废的两翼，惟有真实可信的资料为依据，理论思维才不至于堕为胡思乱想”。[4]20世纪50年代以来，收集鲁迅佚文的工作始终没有中断，包括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搜获的《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即是鲁迅辑佚上的重要发现。鲜为人知的是，钟敬文除了早年编过《鲁迅在广东》，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还与人编了《鲁迅在杭州》，后收入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的《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二辑。
至于“杂货摊”上的译作《鲁迅的印象》，出版伊始就供不应求，有的机构还自行翻译，大有洛阳纸贵之势。《鲁迅的印象》是鲁迅生前的国际友人兼学生增田涉关于鲁迅的回忆录，在日本学界是一份权威文献。对于中国的鲁迅爱好者和鲁迅研究者来说，也是相当贵重的资料库，具有不容轻视的价值。钟敬文曾于年春至年夏留学早稻田大学，对日语、日本、日本文化，都有相当了解，与增田涉又过从甚密。翻译《鲁迅的印象》，实在是最佳人选。据悉，钟敬文译的《鲁迅的印象》后被收入鲁迅博物馆编的大图书《鲁迅回忆录》。由此可见，钟敬文的翻译劳绩，也是要记上一笔的。
三、不没之功：钟敬文的鲁迅研究贡献
钟敬文的鲁迅研究，在量上谈不上多，在质上却算得上优。换言之，就算称钟敬文为“鲁迅研究家”有争议，但称钟敬文为“鲁研界高手”是没有异议的。钟敬文已有的鲁迅研究成果，足以奠定他在鲁迅研究界的一席之位。他对鲁迅研究的贡献是卓越的，这份功劳应当永远铭记。
我们不妨结合学界的相关评价讨论钟敬文的鲁迅研究贡献，以期窥一斑而知全豹。如，刘勇在《略论钟敬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一文中指出，对鲁迅的回忆和论述是钟敬文研究现代作家的一个最为厚重的内容，对《野草》的分析注重写作背景和作者心情，“力求准确把握作品的精髓和风格”；[5]对《朝花夕拾》的采取细读方式，论证“细致透辟”。[5]刘勇对钟敬文治学态度也十分激赏，考证“鲁迅在弘文学院到底学什么”问题，“从一个很小的问题入手，深入扎实地论证了鲁迅人生和思想进程中发展变化的轨迹，很有说服力”。[5]同时指出，钟敬文对该问题的独到见解和重新挖掘，“对后来一些鲁迅研究成果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不可忽视的作用”。[5]对钟敬文的专题报告《作为民间文艺学者的鲁迅》，刘勇更是给予高度评价，认为钟敬文把鲁迅数十年在民间文艺学领域的活动看作是中国“现代的学艺史”中一个很突出的现象，“是一个独到的发现”，是钟敬文研究鲁迅的“独特视角”。[5]钟敬文对鲁迅从早期到晚年关于民间文艺的思想和理论作了全面的梳理，对鲁迅在民间文艺学方面的实践活动和理论成就作了系统的总结，“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丰富了鲁迅作为一代文化巨匠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5]这个评价，可谓实事求是，十分允当。
钟敬文手迹
钟敬文编的《鲁迅在广东》，尽管遭到鲁迅否定，但它确实保存了早期文献。《鲁迅在广东》编于20世纪20年代，与台静农编《关于鲁迅及其著作》、李何林编《鲁迅论》差不多是同一时期，都是收集当时报刊文章成册。因此，“作为早期鲁迅研究的资料汇编，它有文献价值，其历史功绩是不能抹杀的”。[6]邱焕星在《自我历史的遮蔽与重叙——鲁迅为何否定〈鲁迅在广东〉》一文中指出，《鲁迅在广东》收集的鲁迅初到广州发表的演讲稿，“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7]邱焕星通过对《鲁迅在广东》真实性的考证，还原出一个曾经热切欢迎和支持国民革命的激进的革命鲁迅形象；同时依据鲁迅对《鲁迅在广东》的否定，发现一个被压抑的坚持自我的鲁迅形象。邱焕星认为，“两个鲁迅”其实也是“在朝革命”与“在野革命”的区别，《鲁迅在广东》的意义在于保留了一个鲁迅“在朝革命”的珍贵文本，“使人看到鲁迅是如何配合强势话语来推动革命，以及他的动员功能是如何压倒批判功能的”。[7]应该说，邱焕星的解读视角是新颖的，分析论证也是严谨的，“两个鲁迅”的提法对认识鲁迅的思想变化与社会历史的互动性、复杂性大有裨益。从中，也证实了《鲁迅在广东》的价值所在，这不能不说是钟敬文对鲁研界的一份特殊贡献。
年1月10日，钟敬文先生因病逝世，享年岁
王家平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鲁迅研究的生态系统》中，将新时期以来的鲁迅研究者划分为四代，其中第一代学者从解放前就开始“接触”鲁迅到80年代仍然笔耕不辍、成就斐然，如唐弢、王瑶等人。王家平将钟敬文列入鲁迅研究的第一代学者，是“在其他研究领域成绩卓著在本时期鲁迅研究领域作出了不凡的成绩”。[4]张恩和也认为，钟敬文“取得的鲁迅研究成绩已十分可观，受到鲁迅研究界的重视”，[3]可以跻身唐弢、李何林、王瑶等老一代鲁迅研究专家之列；王得后同样表示，钟敬文“根据自己的经历、自己的创作和学术专长，在鲁迅研究中发挥了别人难以替代的作用”。[8]一言以蔽之，钟敬文的鲁迅研究成果弥足珍贵，在学界产生了积极的、深远的影响。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钟敬文的人品、学问，世所称颂，佳惠后人。在鲁迅研究中，钟敬文的治学态度、研究方法等，值得我们学习。钟敬文的研究，大多根据历史事实的具体材料加以辨析，论据充分，分析透彻，有时不免猜谜、假设，也是小心谨慎。个中有的见解，至今振聋发聩，催人反躬自省。如，钟敬文说：“鲁迅的诗章，有些蕴藏着很深沉的意义，需要我们花工夫去探索、考据一番。但是，并不是他所有的诗章都是这样。如果我们对他的某些诗章（乃至一个普通的诗歌用语）都加以‘索引’或‘生发’，那结果，可能是‘欲深反浅’了。”[1]这番话语，对今天做学问的人不无警醒。学界中常有人不厌其烦地“索引”或“生发”，类似由“鲁迅”的“迅”联想到“牝狼的狼子有大力的一个”，解释为“封建社会的逆子贰臣之义”，[9]将“魏连殳”理解为“独立不倚地接连不断地舞动着长而无刃的武器”，引申到“孤独地不断地以个性主义为武器进行战斗”，[10]或天方夜谭，或牵强附会，多是舍本逐末、荒诞不经，最后往往沦为笑柄。
特别一说的是，钟敬文的鲁迅研究贡献有目共睹、学界公认，但缺憾也显而易见。王家平从学院派的鲁迅阐释系统对鲁迅研究者的研究方向、成果等作了分类，提出思想史研究系统、精神心理学研究系统、文化学研究系统、比较文学研究系统、文本研究系统、考据学研究系统等六大鲁迅阐释系统，且各个系统均有代表性研究者，钟敬文的鲁迅研究不在六大系统之内。[4]结合钟敬文的鲁迅研究实际，有思想方面的，有文化方面的，有考据方面的，但大都停留在点上或线上，还没有铺开，也没有深入。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不能成为典型、成为代表。也就是说，钟敬文的鲁迅研究，无论是《关于鲁迅的论考与回想》，还是《寻找鲁迅·鲁迅印象》，都还没有成为“系统”。而王富仁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汪晖的《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朱晓进的《历史转换期文化启示录——文化视角与鲁迅研究》；高旭东的《鲁迅与英国文学》；王嘉良的《诗情传达与审美构造——鲁迅杂文的诗学意义阐释》；唐弢的《鲁迅全集补遗续编》等，都是相应“系统”里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影响力的作品。如同钟敬文曾经准备深入研究女娲却始终抽不出充裕的时间着手一样，在鲁迅研究方面，钟敬文也是缺少一部成熟的、精深的、有足够分量、能够跻身“系统”的著作。
结语
综上所说，由于钟敬文志在民间文艺学与民俗学，导致鲁迅研究无奈地成了自己学术生涯的“未竟之业”。在自觉不自觉的鲁迅研究中，钟敬文还是收获了不少成果，虽然有点杂、有点散，“含金量”却是很足。钟敬文是著名的民间文艺学家、民俗学家、诗人、散文家、作家、文艺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这种优势使其发挥了一般学者无法替代的作用，为鲁迅研究作出了特殊贡献。钟敬文晚年时，曾托诗言志、借对抒怀——“生味深尝头尽白，事功未竟意难安”（钟敬文《自寿诗》）“学艺事功都未了，发挥知有后来贤”（钟敬文《拟百岁自省》）。这“未竟”的学艺、“未了”的事功，固然是钟敬文一生钟爱的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又何尝不包括其念兹在兹的鲁迅研究？
参考文献：
[1]钟敬文.寻找鲁迅·鲁迅印象[M]北京：北京出版社，.
[2]钟敬文.我学术活动上的两个重要时期《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自序[J].文艺研究，（2）：38-43.
[3]张恩和.钟敬文先生的鲁迅研究[J].随笔，（2）：14-18.
[4]王家平.20世纪八九十年代鲁迅研究的生态系统[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4）：74-90.
[5]刘勇.略论钟敬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从《芸香楼文艺论集》谈起[J].鲁迅研究月刊，（11）：72-75.
[6]朱金顺.钟敬文与鲁迅研究[J].鲁迅研究月刊，（5）：67-70.
[7]邱焕星.自我历史的遮蔽与重叙——鲁迅为何否定《鲁迅在广东》[J].鲁迅研究月刊，（7）：15-26.
[8]王得后.钟敬文老师和鲁迅先生[J].书城，（2）：76-81.
[9]姜彩燕，丁永杰.思想史视野中的鲁迅形象——侯外庐的鲁迅研究及其意义[J].鲁迅研究月刊，（4）：63-71.
[10]李春林.鲁迅《孤独者》主人公命名本意[J].社会科学辑刊，（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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