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民俗交流演进的规律，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当中国的历史跨进近代社会的门槛，民俗变异变得急骤起来，其主要表现是都市文化的兴起，在民俗文化内部增生出许多新的不被原环境束缚的，从而在更高层次上超越原环境的文化因子。它不是偶然在一天之内突然生成的，在宋元社会就作为一股潜流在涌动，到明清之际露出了端倪，开始撼动着民俗的内在结构。然而，这一自我蜕变过程并未顺利完成，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依恃其船坚炮利，挟带其文化思想席卷而来。西方列强用大炮敲开了古老中华帝国的大门，也敲碎了传统中国民俗的“外壳”。裂变发生了，但并非起自于自我的分裂与转化，而是外力强行输入的结果，这就给中国近代民俗的建构带来了特殊的复杂性。
清朝时与西方的战争真正能清晰反映这种层次推进的则是从鸦片战争以来的这一个半世纪。在这一百五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春雷激荡，波澜起伏，不仅社会起了相当大的变化，而且民俗文化也有了空前的发展，它不像古代民俗文化那样缓慢，在一种超稳定结构中步履蹒跚，它大量地吸纳了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成分，拿来为我所用。但吸收西方的习俗文化和民俗传承之间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则需要我们做仔细的分析。
马克思当代原始部落给我们许多启示，它们大都生活在崇山峻岭或原始森林之中，在隔绝的地理环境中气息奄奄地保存着自己的文化。也许他们祖先的文化同先进民族的文化是同步的，但当它们断绝外部世界的信息之后，便只能在衰退中吞食自己的文化了。这说明在层次推进之中，文化的参照目标是十分必要的。而参照又是需要时间更新的。华夏文化在面临近世新时代的门槛时，需要寻找新的参照世界，在这方面，我们走过了三个层次的层层推进。
非洲原始部落一是器物，连同制作技术的更新。有论者称为器物文化，也有的研习民俗的学者称之为“物质民俗”（我至今一直怀疑是否有纯物质的民俗）。一般而言，这是处于浅层次的或者是表象层的民俗文化，变化较快。由于它处于表象层次，可不必触动民俗文化的内在模式。中国民俗文化在近代的嬗变，首先是从民众社会生活之各种器物层面打开缺口并取得显著效果的。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国封建社会，人们的物质生活十分单调。
四羊方尊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商品在国内的大量倾销，以及为满足人们衣、食、住、行、用各方面生活需要而发展起来的新式工业和手工业，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物质生活的基本结构，从而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就较传统物质生活资料而言，新兴衣、食、住、行、用资料内容更为丰富，不仅有些在传统的基础上有较大改进，而且大量昔日不备的生活资料在近代也被大众使用，诸如西服、西餐、面包、啤酒、罐头、洋房、洋楼、玻璃、电灯、火车、汽车、摩托车、自行车、轮船、手表、照相机、留声机等，物质生活的丰富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往昔那种古板、单调、等级森严的局面开始得到改变，生动活泼、千姿百态的生活面面开始出现于城镇乡村。
近代时的西装二是社会生活中的人际交往习俗显现出变化的趋向，首先是血缘、地缘、业缘关系的内容逐步更新，旧的形式逐步让位于新的形式。血缘关系渐渐淡薄、松弛；地缘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发生了膨胀；业缘关系则由于社会的逐步近代化和开放而大大发展起来。最显著表现是等级观念的淡化与礼仪的简化。传统社会中，社会分层森严，士农工商依序由尊而卑，各阶层之间的流动和交往较少。封建制度也有种种规定加以限制，如科举就不允许倡优隶皂之子弟参加。广东的蛋户子弟，要上岸居住从事农商三代以后方准应试。
士农工商工商业者或地主，即使家大业大，财大气粗，其社会地位也比不上士绅。所谓诗书之家贫，也不屑与富商巨贾往来。在亲属圈内，长幼尊卑顺序，壁垒森严，这一切随着近代社会的开放，等级观念逐渐在人们的意识中趋于淡化。而更趋简化的是在人际交往中的称谓和礼仪，颇多地采用了一些西方形式，例如废止称官吏为老爷、大人，改称职名。人们之间提倡称呼先生、太太、女士、小姐等称谓。民国初立，即废止跪拜、作揖，颁定新礼仪，规定在正式场合，男子礼为脱帽三鞠躬，女子为三鞠躬。非正式场合，男子脱帽致意为礼，女子鞠躬为礼，日常相见，握手礼渐渐实行。这些变化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人际关系方面的民俗文化的新推进。
古代礼仪三是精神生活（即人们的观念）方面的习俗发生了倾斜与变动。在近代社会，商品经济和由此形成的社会竞争冲破了人们固有的贫俭、宁静、封闭的生活和观念。以服饰而论，民初式样繁多，“西装东装、汉装满装，应有尽有，庞杂至不可名状”。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中国人外国装，外国人中国装”，“男子装饰像女，女子装饰像男”，色彩则“洋洋洒洒，陆离光怪，如入王都之市，令人目不暇接”的现象。当外来商品的冲击日益强烈，并日益被大众所接受后，陈旧的观念就失去了原有的社会基础。
民国服装之一“贵义贱利”、“知足安分”、“驯服柔顾、安己若素”等传统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在激烈的时代风云和商品经济的无情陶冶下，开始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西俗东渐，礼防日坏……世变日放，士大夫方舍本逐务，为领导标新之学，未来之惠不可预知”，一向被士大夫称道的“俭朴”、“淳厚”、“尚义”、“贱利”的社会风尚，迅速地导向了“逐利”，“竞奢”。史载，同光以来，人心好利益甚，有在官而兼营商业者，有罢官而改营商业者。
古代商人雕塑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实乃时代使然，传统的力量也无能为力。整个社会在变，人们的社会生活在变，相应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也在变，以至于“晚近士大夫重利轻义，骨肉亲戚之间一粟一帛较算必清”。古朴的重伦理、重道义的风尚被赤裸裸的“计算”和“重商”所取代。生活与观念的冲突，一层一层地将传统中国人的民俗文化推上了发生倾斜的地步，而尤其是西方科学民主思想的传播，使得中国人在贫乏的精神世界上建造起合乎近代社会要求的精神品格来。
参考资料
《中国民俗学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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