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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hjnbcbe - 2024/8/15 6:50:00

北京日报副刊

作者张小英

“全城地面规划如棋盘,其美善之极,未可宣言。”棋盘一样的元大都,曾让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一见倾心。时隔年,当我们漫步北京街头,会惊奇地发现马可·波罗笔下的神奇都市,仍旧隐藏在古都的肌理——胡同当中。

东四地区是散落在北京的大都遗珍。家住东四二条胡同的郑毅,在这里生活了近半个世纪。他时常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寻访历史,胡同里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人一事,他都如数家珍,仿佛一本胡同“活字典”。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郑毅几十年如一日,写了多万字手稿,梳理北京胡同地名的历史与演变,记录下许多被时间洪流冲刷后留下的痕迹。

郑毅

见证钟鼓楼大修

郑毅打小生在胡同、长在胡同,但对历史文化的兴趣,是从钟鼓楼开始的。

上世纪80年代,郑毅在鼓楼中学担任党支部副书记、副校长。当时,学校与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联合试办“文物高中班”,相当于职业高中。学校从东城区的初中毕业生中择优录取76名学生,定向培养保护、修复、临拓、讲解古代文物等方面的人才。

“文物高中班”名师汇聚。书法家刘炳森、傅家宝教书法,故宫博物院专家单国强教绘画史,工程师李竹君、齐英涛教古建筑,故宫博物院专家杜乃松教青铜器史,还有中国历史博物馆专家李知宴教陶瓷史……郑毅不时与这些专家接触,逐渐对文物保护萌生了兴趣。

鼓楼中学坐落在宝钞胡同里,距离钟鼓楼仅几百米远。钟鼓楼始建于至元九年(年),是元、明、清三代的报时中心,也是明清北京中轴线的北端终点。梁思成将它们比作城市乐章的尾音,在中轴线一前一后鱼贯排列着。它们历经数百年风风雨雨,到上世纪80年代已伤痕累累。

年,北京市政府决定修缮钟鼓楼。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钟鼓楼的首次大修。对文物保护兴致勃勃的郑毅听说此事后,非常高兴。

当时,郑毅从鼓楼中学被借调到东城区政府工作,而钟鼓楼修缮后由东城区政府接管。于是,他作为东城区政府的代表,主动请缨,担任北京市钟鼓楼修缮办公室的副主任,负责修缮现场的监管工作。

隔行如隔山。接触工作后,郑毅才发现,擎檐柱、七架梁、望板椽飞……这些古建方面的专业术语,他几乎一无所知。但如果搞不清楚相关知识,写方案时连修哪儿也讲不清楚,怎么对钟鼓楼修缮负责?

郑毅开始在书山学海里探索。他骑自行车跑遍了京城的图书馆、档案馆,翻阅古建筑相关典籍,恶补与钟鼓楼相关的历史知识。

上世纪80年代,鼓楼大修。

年1月初,鼓楼开始修缮。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白介夫,分管钟鼓楼修缮工程。有一天,他到现场视察时建议:最好能给鼓楼安装一个“电葫芦(即电梯)”,以此来解决老年人爬楼梯的难题。

鼓楼是两层楼阁式建筑,登至二层需攀爬69级台阶,且一级台阶是普通台阶的两倍高,非常陡峭。安装电梯,对日后前来参观的游客来说,固然是一件好事儿。但经过专家论证,电梯修到鼓楼里面,会对原有结构造成破坏;安装在外面,又会影响整体景观。这些方案,都不符合《文物保护法》有关文物修缮的原则。

如何在确保鼓楼安全的前提下,解决这一难题?郑毅为此冥思苦想,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陷入绝望之际,郑毅登上鼓楼台阶,准备查看二层修缮进度。他突然发现,第五层台阶整体通白如玉,唯独台阶中央,有一个直径约6厘米,用泥土糊住的圆点。抠开泥土,原来是一个人工开凿的圆眼。

紧接着,他拾级而上,发现每隔一级都有一个大小相同的圆眼,直到最上层台阶。鼓楼的台阶上,为什么有规律地分布着这些圆眼呢?

郑毅联想到,史料上有记载,在末代皇帝溥仪离开紫禁城后,民国十四年(年),经京兆尹薛笃弼批准,在鼓楼成立“京兆通俗教育馆”,利用楼下各甬洞建立图书馆、讲演厅、博物部;楼上则改称“明耻楼”,展示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屠杀人民和抢劫财物的图片、实物和模型,供人参观,以示不忘国耻。

当时,为参观者上下楼方便,是不是在鼓楼楼梯中间加设了一道扶手?为了证实这一想法,郑毅找施工技术人员一起到现场查看。经过现场考察,大家一致认为,鼓楼的确有安装过扶手的痕迹。更令人惊喜的是,恢复这道扶手的难度并不大。

有鉴于此,经文物专家同意,鼓楼台阶中央恢复了这道扶手,既能方便参观者,又保护了文物的旧观。后来,白介夫看到这道扶手,并了解到它的来历后说:“增加这道扶手很好,它不仅能使游客上下分流,保证安全,还可以作为鼓楼修缮史上的一段佳话,记录下来,讲给游客听。”

年1月26日,经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编制委员会批准,同意成立“北京钟鼓楼文物保管所”,郑毅被任命为所长。

年,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中)对钟鼓楼地区整治规划发表意见,左一为时任钟鼓楼文保所副所长郑毅。

修缮钟鼓楼过程中,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与建筑师张开济、张镈、赵冬日等多次前来考察。郑毅作为所长,共同参与研讨钟鼓楼地区的整治规划。他逐渐意识到,钟鼓楼地处中轴线,位置显要,要妥善处理修缮后怎么开发、怎么使用等问题,就得不断扩充自己的知识储备。

“钟鼓楼不及故宫开放的早,它们的历史脉络不够清晰,没有统一完整的资料。”为此,郑毅日积月累,花了将近20年时间搜集整理资料,在9年出版了《钟鼓楼》一书。

手写多万字梳理胡同史

年,郑毅从北京钟鼓楼文物保管所退休。但他没有在家颐养天年,而是选择继续发挥余热。

当时,正逢东城区地方志项目启动。郑毅在钟鼓楼文物保管所工作多年,对北京历史文化方面有一定积累,而且在东四二条住了数十年。于是,他被调到东城区地方志办公室,负责编写东城区历史文物的相关内容。

郑毅对胡同情有独钟。在他看来,“胡同是北京城的根儿,老百姓生活在这里,达官显贵也居住在这里。把北京所有胡同的历史串联起来,就是一部北京史。”因此,关于东四的历史,他从胡同写起。

东四位于皇城以东,元代称这里为“十字街”,从那时起便是三大商业中心之一。明代,十字街路口四个方向,各修建了一座四柱三楼式木牌楼,故得名东四牌楼,简称东四。后来,为方便交通,牌楼被拆除,东四作为地名一直沿用至今。

东四地区的许多胡同,也都出现于元朝。元大都被内部的道路分割成面积基本相同的“棋盘式”街区,当时大街、小街、胡同的宽度都有具体标准:大街宽24步,小街宽12步,胡同宽6步,1步为5尺,相当于1.55米。正因为如此,东四地区的胡同建设得非常“规整”,像个“棋盘”一样,每条胡同被称为“东四某条”。

东四地区的胡同,距今均有年历史。由于年代久远,相关文献资料早已失传。为梳理其中的历史演变,郑毅一头扎进图书馆卷帙浩繁的史料中,一页一页翻,一条一条梳理。

但在梳理过程中,郑毅发现,如今北京胡同里的院落,很多都是以门牌号命名的。而这些门牌号时间久了,几经变更,往往与历史资料记载的位置和来源,大相径庭。

例如,东四八条胡同,在元大都时期就已经出现,但名称不详。明朝后,由于胡同中建有正觉寺,因此得名正觉寺胡同。清朝以后,改称八条胡同,并沿用至今。除了正觉寺,东四八条还曾有一座承恩寺。有书上记载,东四八条原25号是承恩寺旧址,也有书上说是正觉寺旧址。

年11月,钟楼正脊复位,郑毅(左一)和施工人员将装有《钟楼修缮方案》《修缮纪略》的铜皮盒置于钟楼正脊中央脊筒中。

一处院落,怎么会是两处寺庙?究竟哪个是对的?要想解开历史疑团,郑毅只能去实地走访查看。他戴上老花镜、拿着笔记本,骑车直奔东四八条,却发现原25号院落的庙宇已荡然无存。接着,他又挨家挨户对周边居民进行采访。

一开始,街坊们并不理解他的行为。“有人认为,我是拿钱的。也有的人,三言两语就把我打发走了。”郑毅向他们解释说,“我是义务编写东四历史文化。”大家这才热心地回答他的问题。

几番打听,郑毅才在几位老街坊的回忆下,考证清楚:东四八条原25号是正觉寺,如今为八条53号;承恩寺为东四八条原49号,现在是八条号。“号的老住户还记得,以前院里还能看见香案和佛龛。”郑毅说。

但街坊们的口述,只能作为资料之一。为了进一步考证,郑毅从图书馆找到一份清《乾隆京城全图》。这是现今保存绘图时间最早、内容最完整的一幅北京城区地图,上面事无巨细地描绘了清乾隆初年北京城市的风貌。经过仔细比对,郑毅才最终确认,老街坊的回忆是正确的。

在浩瀚的史料中抽丝剥茧,发现不确定的地方就实地考察、访问街坊……郑毅用这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方式,追溯东四胡同的历史。从胡同的历史沿革、地名演变,到文物胜迹,再到民俗,他都用文字逐一记录。

东四地区商业繁荣,自元朝以来,历代有很多名人在此居住。譬如,福康安将军、段祺瑞、茅盾、叶圣陶等,数不胜数。郑毅把这些名人事迹,一条条编写成“顺口溜”:“乾隆内侄福康安,二条封第在西边”“育芳胡同将军府,乾隆名将班第住”“铁营胡同徐世昌,反袁称帝即还乡”……街巷名称、变迁、名人轶事等胡同深处不为人知的故事,在郑毅的笔下变得生动有趣。

二十多年来,在不断走访、反复考证下,郑毅手写了多万字手稿,整理编写了《东四胡同里的故事》《日下传闻录·东四故事》《东四·历史文化街区的记忆》等书稿。如今,在他家里的小圆桌上、书柜上,仍四处散落着写满文字的资料卡片。

保护地名就是留存城市记忆

老城地名承载着城市记忆,也是老北京人的乡愁所系。

年,北京市规自委会同东城区、西城区,开展首都功能核心区传统地名保护名录编制工作,对北京老城内传统地名进行系统收集整理。

八月的一天,郑毅收到一份关于东四街道21处胡同地名等信息的汇总资料,并请求帮忙核对修改相关信息。

拿到资料后,郑毅大致翻阅了一下资料,觉得其中的信息过于简略。在他看来,保护传统地名,就是要把相关的历史故事传承下去,这样的文字记录一定要丰满。“北京每条胡同背后都有历史变迁、名人轶事和典故传说。胡同的命名也丰富多彩、千奇百怪,如果只是简单介绍胡同的长度、宽度、哪一年出现,撑不起历史内涵。”

比如,东四三条原12号院,也就是现在的31号、33号、35号,曾经是蒙古车郡王府,之所以叫“车郡王府”,是因为在这个府邸居住的最后一位王爷叫“车林巴布”,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第二十九世孙。

北平解放后,这座府邸被充公;年,35号院成为当时中央对外文化联络局办公用地;年,周恩来总理在这个院子的正房会客厅,会见了到访的越南领导人范文同和代表团成员,并签署了《中越友好文化交流协定》;现今,这里成为了居民住所。

从元代到现代,仅一条胡同里就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这些历史故事,都是一个个地名背后的有力支撑。

郑毅参与编写的部分图书

于是,郑毅决定重新写一份资料。他根据多年来对东四地区胡同的研究积累,把这些地名的由来、故事一个个地手写出来。

但在写的过程中,他发现,在记录某处胡同名称时,原资料多次引用古代地图信息作为凭证。那时技术条件有限,有时地图信息是不准确的。

为此,郑毅去图书馆翻阅了大量书籍,将资料中不准确的信息逐一修改过来。同时,他按照历史脉络,一字一句地写下胡同名称的来源、变迁、胡同里历史名人的故事。

“只有这样,后人在回溯的时候,才能知道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有哪些人在这里生活过。”郑毅说,“一条胡同的地名就是一段历史,记录好这些历史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年3月,《首都功能核心区传统地名保护名录(街巷胡同第一批)》由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办公室正式公布,包括砖塔胡同、史家胡同、杨梅竹斜街、百花深处等处。其中,有16处胡同是郑毅用手稿形式说明的。

一砖一瓦总关情

北京胡同(视觉中国供图)

年5月19日,星期六,东四街道社区进行周末卫生大扫除。郑毅被分配到东四二条15号院。

这个院落,原来是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一等嘉勇公福康安贝子府的中院。提起福康安,可能有的人不太熟悉,他是电视剧《还珠格格》中尔康的原型。按辈分,他应称呼乾隆皇帝为姑父,曾多次带兵平息东南、西南边疆地区的骚乱或外敌入侵,立下了赫赫战功,很受乾隆皇帝的赏识。

福康安贝子府的广亮大门在东四二条,坐北朝南,共四进院落,后罩房的后山墙在东四三条,是一座标准的四合院。年,中国人民银行为了改善职工的住宿问题,将广亮大门及前院平房拆除,建起了一座五层住宅楼,只留下后院的两处平房。

由于这处院落有丰厚的历史底蕴,郑毅一进门,就对各个角落格外留心。不经意间,在一堆废弃的杂物中,他发现了几块旧木料。本院居住的大妈,正准备找收垃圾的师傅给清运走。

“那几块木料虽已陈旧,但不开、不裂、不糟,且雕工非常精细。”郑毅曾亲身参与过年钟鼓楼挑顶大修的管理工作,直觉告诉他,“这些不是一般废弃的旧木料,很可能是在拆除福康安贝子府一部分老房子盖宿舍楼时,遗留下的木构件。”

跟大妈商议后,郑毅找人帮忙把这四块木料,拉到东四街道办事处。时任街道主任的张志勇赶紧找来古建专家鉴定。专家鉴定后表示,“这四块木构件是两组,一组两个,均为一殿一卷垂花门上的木构件。大的是单脊檩下的角背,小的是双脊檩下的荷叶墩。”

通常,四合院里的角背和荷叶墩,都是素面的,只有非常讲究的建筑上面才会雕刻图案。古建专家说,“这四块木料是非常高级的木构件,王府里才能放,而且它的材质是金丝楠木。”

得知郑毅捡到的旧木料原来是文物,张志勇高兴地对他说:“老爷子!您可为东四文化传承立了一大功,我就说嘛,有您把关,咱东四的文物丢失不了。”

当时,正值东四胡同博物馆筹建。郑毅就把这组金丝楠木满彩荷叶墩和角背,捐给了东四胡同博物馆,后来成为镇馆之宝。郑毅说,“希望大家通过这几件文物,既可以欣赏我国古代建筑艺术之精美,又可以窥见昔日福康安贝子府的气派和辉煌。”

除了满彩荷叶墩和角背,郑毅还和胡同文化志愿者聂忠民等人,在班大人胡同发现被尘封百年的“继识一女士纪念碑”。让中国开办私立小学校历史的先河者——继识一的故事,渐渐地被人们所熟知。

胡同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历史的一部分。郑毅笑着说,“在胡同里生活久了,就能练就一双识别文物的‘火眼金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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