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在中国乡土文学里面，沈从文的小说最代表性，最具乡土特色。沈从文对中国文学的贡献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于沈从文的小说巩固、发展和深化了乡土抒情模式；另一方面在于“沈从文的重要文学贡献是用小说、散文，建造起他特异的‘湘西世界’”，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包含有对人的生活形态有别于现代文明的那种健全、协调、化外境界的重新发现。因此，在他建造的“湘西世界”里，我们可以看到充满了土著民族特色的湘西风情；在他建造的“湘西世界”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在为湘西土著民族呐喊。基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于是他有“乡土文学之父”的美誉，本文以沈从文的小说作为最原始的材料，从文学思想、民族风情、语言等方面探讨沈从文小说的乡土特色，从而深刻理解沈从文小说的魅力以及他对现代文学的贡献和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在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上，沈从文的声誉是起伏最大的一个。一九三五年二月，鲁迅与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在一次谈话中，当他们谈及中国新文学代表作家时，鲁迅先生说：“自从新文学运动以来，茅盾、丁玲、张天翼、郁达夫、沈从文和田军是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沈从文在这里得到了同为“文学大师”的鲁迅的肯定，表明了他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的著名作家之一。四十年代末，主要因郭沫若“桃红色作家”的指斥，沈从文退出文坛，长期被尘封土埋。造成了后来近四十年国内对沈从文研究的空白。但，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沈从文的声誉鹊起，“大师”的赞誉不绝于耳。
十五岁从军、开始在沅水流域漂泊的沈从文，二十岁就离开湘西进京著文执教。但是他写就的故事，多数发生在故乡的水边：在水上讨生活的剽悍的水手、靠做水手生意谋生的吊脚楼的妓女、带农家女私奔的兵士、开小客店的老板娘、终生漂泊的行脚人……他一生中出版各种作品八十多种，五百多万字，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成书最多的作家。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在评价沈从文时说：“沈从文的重要文学贡献是用小说、散文，建造起他特异的‘湘西世界’。……这里没有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图画，沈从文不具有那样的政治意识，他只用看似轻淡的笔墨，点出令人心灵颤抖的故事，他的目标仅仅专注于那些历经艰难而又能倔强地生存下去地底层人民的本性。”该书评价沈从文的小说：“达到了乡情风俗、人事命运、下层人物形象三者描写完美和谐、浑然一体的境地。”而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修订本）也评价道，“沈从文构筑了一个富有魅力的‘湘西世界’，也因此确立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因为构筑了“湘西世界”而确立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文学大师”地位的沈从文，在评论界被称为“山民艺术家”，因为沈从文是从写“乡土文学”开始步入文坛的。他说：“我的作品稍稍异于同时代作家处，在一开始写作时，取材的侧重在写我的家乡，我生于斯长于斯的一条延长千里水路的沅水流域。”沈从文的小说常常被冠之以“乡土小说”，他之所以一开始侧重写乡土小说，除了他遵循写自己所熟悉的生活的创作原则以外，还有鲁迅小说的影响，“由鲁迅先生起始以乡村回忆做题材的小说，正受广大读者欢迎，我的学习用笔，因之获得不少勇气和信心。”这种勇气和信心激励他写出了很多内容广博，地方色彩浓郁的乡土小说。笔者认为，在追求自然的文学思想指导下，沈从文的小说在对湘西民族风情的诗意描述、对乡土语言的娴熟运用等方面都很有特色，正因为这些特色，才让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产生无限的魅力，推动着乡土文学的发展，确立了沈从文“乡土文学之父”的地位。
（一）
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体现出非常特别的个体性。这种个体性是非主流的，也是非思潮的，因而很难纳入五四确立的新文学传统及五四以来的思潮中。沈从文的精神世界，是不属于，或者说，主要是不属于五四开创的现代思想文化的。就这一点来看，沈从文的创作所蕴含的意义，也许比我们通常意识层面的叙述与评价要大得多。沈从文整体创作所体现出来的精神特质，是一个与他魂牵梦萦的湘西一样神秘，美丽，强悍，而难以常态规范的世界。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革命和阶级斗争席卷着全球，而当时的中国文学思潮，也是以革命和阶级斗争取为主的，它选择的是当时最新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经济和政治学说，因而它是现代性追求的一种延伸。中国的现代性“是一种知识性的理论附加于在其影响之下产生的对于民族国家的想象，然后变成都市文化对于现代生活的想象”，中国现代文学，常常就是因为这种现代性追求，既富于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又跳动着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时代脉搏。然而沈从文的写作，是不属于这一派的。所以他的作品在当时总是会让很多人误解，甚至受到当时学术界的批评。他在年出版的代表作中篇小说《边城》里，就是因为没有写阶级斗争而受到了当时一些理论批评家、文学史家的批评。然而沈从文没有因为那些批评而改变他的创作原则，始终在他的作品里坚持“以自然观照生命”的创作理念，使得他的作品处处透露着自然而然的“乡土”味道。笔者认为，在沈从文小说中，“以自然观照生命”作为文学思想是其乡土特色之一。
当年，沈从文揣着单纯的梦想，离开湘西军队，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旁听，在香山慈幼院冷馒头就咸萝卜，他尚未成形的文学意识与当时一般文学青年仿佛没有两样，他的写作也常常在努力地靠拢新文化的脉动。《福生》集（-）中的那些短篇，写私塾教育对孩子心灵的折磨（《福生》），写渴望读书、浪迹京城的青年的贫寒与孤独（《棉鞋》），讽刺现实的庸俗（《一天是这样过的》，《宋代表》），以及怀乡思亲（《画师家兄》）等，大都与五四时期小说有共同的主题和相似的情绪，没有显出更新鲜的东西。经历了最初一段时间的尝试（其间很多小说写得芜杂和粗糙），沈从文的自我意识渐渐清晰，这种清晰与他对自己夹在“都市”与“乡下”之间痛苦处境的自觉是相伴随的。“我是从另外一个地方来的人，一切陌生，一切不能习惯”，“坐在房间里，我的耳朵里永远是响的是拉船人的声音，狗叫声，牛角声音。”他与都市的绅士自然格格不入，而与他的朋友，那些“生长在上海”的“农民文学家同革命文学家”，也不能融恰。在这种苦恼中，沈从文的自我苏醒了，他用一个特殊的概念——“乡下人”——完成了自我想象。在都市住上十年，我还是乡下人。第一件事，我就永远不习惯城里人所习惯的道德的愉快，伦理的愉快。“我崇拜朝气，喜欢自由，赞美胆量大的，精力强的”。
“城市”与“乡下”这一对立的范畴，在沈从文在话语中，就是“文明”与“自然”的代称。“城市”所体现的现代文明，显然是中国晚清以来所追求的现代性，是以西方工业化、科学技术为标志的都市文化。都市文化讲求规范，追求效率；都市生活声色光电，车水马龙，喧嚣纷攘，富丽堂皇。城市的一切关系，都建立在以利益、功利为原则的组织结构中，秩序井然，实际而冷漠。城市对道德的尊崇，不是出自真正的道德敬畏，乃是维护个人利益所不得不如此的选择，人性的真实在被道德和规范包裹之后，便产生虚伪，自私，矫柔。相反，“乡下”是原始的，自然的，未经规范的；一切生命，在此都遵循一种法则——自然的律令——生长，繁衍，淘汰。自然的律令，在沈从文的观念中，既是大自然中一切生物存在之“天命”，也包括人群发自本性的争斗，甚至残杀——人类的历史，族群的繁衍、变迁，千百年来不就是在自然淘汰的争斗中延续的吗？沈从文的作品不止一处写到这样的情形：杀人者往往提着滴血的刀，便在街市的肉铺割肉佐酒，大快朵颐。沈从文自己，从小就看杀头，与同伴到屠场点数尸首、拨弄人头，以此为乐。很多人都对沈从文描写杀头的“态度”感到不解。“毫无惧色引颈就戮的人犯，和在看杀头后纵饮饱餐的看客，不把别人也不把自己当人，这是绝大的悲剧，——作者却并不由这一方面评价生活。”“由杀人者与被杀者的愚蒙中，他甚至感到一种趣味，因而才有那种轻松到近于玩赏的文字。”
这种感受和批评，体现了典型的“五四精神”（人道主义）。杀头与看客，在鲁迅那里，简直就是他的梦魇，它们刺激和左右了鲁迅对自己人生形式的选择。从鲁迅，王鲁彦等“乡土作家”，到沙汀，张天翼等讽刺作家，都写过杀头，他们不但对践踏生命的权势阶级强烈憎恨，尤其对漠视生命、缺乏怜悯的看客现象痛心疾首。沈从文为何如此地不同？我们注意到，沈从文对待人性所秉持的尺度，不是现代的（也即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批判精神），也不是传统的正统（以仁、礼等儒家伦理规范的善），而是“自然”——“至于我那地方的大人，用单刀、扁担在大街上决斗本不算回事。事情发生时，那些有小孩子在街上玩的母亲，只不过说：‘小杂种，站远一点，不要太近！’嘱咐小孩稍稍站开点儿罢了。”而在沈从文的众多作品中，更是将湘西原始的野性，作为自然之美（也是沈从文文化与审美的最高境界）展示给我们的。在《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中，他写了一个野性十足，元气淋漓的男子。这人“从五岁起就喜欢同人打架，为一点小事，不管对面的一个大过他多少，也一面辱骂一面挥拳打去，不是打得人鼻青脸肿，就是被人打得满脸血污。但人长到二十岁后，虽在男子面前还常常挥拳比武，在女人面前，却变得异常温柔起来”。“当他二十五岁左右时，大约就有过四十左右女人净白的胸膛被他亲近过。”“生平书读得虽不多，却善于用书，在一种近于奇迹的情形中，这人无师自通，写信办公事时，笔下都很可观。为人性情又随和又不马虎，一切看人来，在他认为是好朋友的，掏出心子不算回事；可是遇着另外一种老想占他一点便宜的人呢，就完全不同了。——也就因此在一般人中他的毁誉是平分的；有人称他为豪杰，也有人叫他做坏蛋。但不妨事，把两种性格两个人格拼合拢来，这人才是个活鲜鲜的人！”对于他的语言，尤其是那些骂人的话，那种生动，丰富，令人应接不暇，沈从文佩服得五体投地，直渴望语言学家能够亲耳恭听。他“想起在北京城圈里编国语大辞典的诸先生，为一句话一个字的用处，把《水浒》，《金瓶梅》，《红楼梦》……以及其他所有元明清杂剧小说翻来翻去，剪破了多少书籍！若果他们能够来到这旅馆里，……你会觉得原来这里还搁下了活生生大辞典！”一次冬日下雪天，这个人从船上落水，他一面大声嚷嚷“牯子老弟，这下我可完了”，“一面还是笑着挣扎。待到努力从水中挣扎上船时，全身早已为冰冷的水弄湿了。但他换了一件新棉军服外套后，却依然很高兴的从木筏上爬拢岸边，到他心中惦念的哪个女人身边去了。”这种充满朝气，豪爽乐观，弥漫着生命力的人，就是沈从文最喜爱的“自然人”。
沈从文曾经写过一篇十分有趣的小说《虎雏》。小说大约在相当程度上取自沈从文实际的经历：他曾经下决心将一个聪明而面相文雅的湘西小兵培养成文明人，小兵也十分乐意，遂留在了上海。他给小兵请了最好的老师，给他做体面的衣服，置齐了他上学所需的一切用具，甚至已经替他选好了学校，只等文化补习告一段落，便送他上学。小兵学习进步飞快，主人公也在踌躇满志地注视着文明工程的前景。但是，好景不长，时机稍稍对头，小兵就野性复发，杀了人，逃回湘西去了。“我”的沮丧，不光是这文明再造工程的失败，而是对自我价值选择的怀疑——“至于一个野蛮的灵魂，装在一个美丽的盒子里，在我故乡是不是一件常有的事情，我还不大知道；我所知道的，是那些山同水，使地方草木虫蛇皆非常厉害”。其实，这个结局应该是有预感的。小兵被收留后，偶尔谈到他过去各种野和险的生活，剿匪时的各种事。主人公发现，“凡事由这小兵说来，搀入他自己的观念，仿佛在这些事情的重述上，见到一个小小的灵魂，放着一种奇异的光。我在这类情形中，照例总是沉默到一种幽杳的思考里，什么话也没有可说。……我才觉得我已经像一个老人……”实际上，这已经暗示小兵结局的必然性。主人公无言对答，表明他所竭力追求的文明信念，在小兵所展示的原始粗犷的生活面前，苍白以致失语。
沈从文对自然的追求，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五四的浪漫主义思潮，因为不少研究浪漫文学和乡土文学的文章，都将沈从文的崇尚自然归入浪漫主义的共性中。然而，沈从文不曾受过卢梭的影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凌宇曾经问过沈从文，是否接受过卢梭的影响，沈从文肯定地回答“没有”，他甚至没有读过卢梭的书），但他对自然的崇拜，与欧洲浪漫主义一样，有着理想主义的共同根源。不同的是，卢梭等欧洲浪漫主义，是由城市“返回”自然，是理性地寻找自然，而沈从文的生命本来就与自然是一体的，他的返归自然既是出自直觉。沈从文的返归自然，吸收了老子的社会哲学理念——“绝圣弃智”，随顺自然。老子哲学将“自然”视为宇宙的最高法则，“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连宇宙本原的“道”都以自然为法则，那么人类社会就更应该顺应自然，抱守虚静。所以，“治大国，若烹小鲜”；“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从现有的材料中，找不出多少对沈从文接受道家思想的可资佐证的依据。但是，沈从文作品所体现出的自然社会观，却与老子的思想有惊人相合的地方。他在叙述湘西苗民历史，对历代统治者粗暴“征蛮”，使湘西苗民惨遭杀戮的事实时，充满无奈的悲怆。而这种无奈和悲怆也感染了凌宇，他在《沈从文传》中用整章篇幅写湘西历史。沈、凌的“乡土悲悯”，是远比一般“乡土小说”更深邃和广阔的，原因可能还包括人类情感（而且还是同一个“中华民族”文化范围）无法沟通的悲哀。而在《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长河》中，“官”和政府的“新生活运动”，给原本宁静和谐的湘西带去的，只有莫名其妙的扰攘、焦虑。年沈从文的重返故乡，目睹湘西宁静生活日见被现代文明打破，使沈从文无奈而又忧虑。——“‘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上等纸烟和各样罐头在各阶层间作广泛的消费。抽象的东西，竟只有流行政治中的公文八股和交际世故。”
以自然观照生命，生命的存在就更多体现在“空间”而非“时间”中。自由浪漫的湘楚精神，也就跨越了千年岁月，像流淌不息的河水，永不枯竭，滋育着、长养着这块土地上一代又一代的人。文化，生命，与自然一道，获得了超越时间的永恒。所以，沈从文的文化思想与二十世纪中国的主流思想显得很不一样，他不轻言“变”，对现代社会寄希望于“变”的普遍心态，向来态度偏于“保守”。因此，“沈从文的文学不属于当时中国的城市文化，也不属于革命文学，因此难以被当时的现实理解是自然的。所以他是寂寞的。”
（二）
沈从文的故乡位于湖南西北部的凤凰县，有着苗族和土家族血统的沈从文（他母亲是土家族人，他的祖母是苗族人）在湘西经历了生命的最初二十年。沈从文的混合血质，童年记忆，以及湘西风情等在沈从文未离开湘西时已经对沈形成初步的宗教理性，暂且在思维上习惯为这种思考。由于地形的因素，湘西汉文化的弱化似的沈从文影响更多的是苗民的气质。这些在历史上被称为“南蛮”的民族与汉人选择了不一样的发展道路。汉人选择了种植业，接近水源和耕地，发展城市，发展了儒家学说，奉行繁文缛节的礼教，墨守经学，考虑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到了清朝末年，却走向了危机的爆发点；苗民倒恪守古风，关心辛勤劳作以求生存，通过喝酒，唱歌，比赛，祭祀无处不在的鬼魂和守护神，他们思路奔向不羁，对世界有直截的美的鉴赏，自发的爱情在情感上无束缚的宣泄，和自然，神，达到宗教的统一。沈对苗民的生活倾心而且极力赞美。苗民的生活艺术性在沈从文美学形式中占了极其重要的位置，这种宗教艺术没有和人生清晰界定时，沈对湘西的看法近乎没有瑕疵。笔者认为，在沈从文的小说里，对湘西少数民族风情的诗意描写，特别是对苗族人民生活的宗教式讴歌，又是一大乡土特色。
沈从文的小说名作《边城》就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在这部长篇小说中，作者把人物揉进一个浓厚的风俗环境中，利用风俗来铺摆故事情节，活灵活现地展示湘西原始古朴的少数民族风俗。作品主要是以三十年代湘西的社会为背景，以湘、渝、黔边交界的茶洞渡口为描述对象，现在茶洞已经成了被称为“边城”的世界名镇。沈从文在小说《边城》中描写的茶洞吊脚楼，就是土家族和苗族人民所居住的房子。土家族人和苗族人大多居住在山区，他们的住房仍不失其遗风特色。在小说《边城》中，虽然描写“吊脚楼”的文字不是很多，但是在这些似乎轻描淡写的文字，我们却能够感受到浓浓的少数民族气息和地域气息。“吊脚楼”因地势而建，傍山为屋，木质结构，房前屋后，竹林巴蕉簇拥。对高坎地势，则要立柱或筑墙，才能与正屋跑平合檐，故称“吊脚楼”……“吊脚楼”反映着湘西苗区的民俗风情，以及反映了苗民追求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朴素思想。还有沈从文在其小说中一再写过而且在小说《边城》中也写到的碾房、渡口、白塔等都具有浓郁的湘西风情。笔者认为，碾坊和渡船同样意寓两种不一样的生产方式，然而二佬的渡船选择也象征着楚苗文化的人性和神性战胜了汉文化的世俗与功利。白塔是苗文化的象征，翠翠和爷爷居住在白塔下，是两人代表的苗文化内涵的载体。雷电交加的夜里，爷爷和白塔象征性的倒下。但后来杨马兵同翠翠住下，白塔也重新矗立于碧溪岨上，象征着再生与重建。前者象征着世俗观念势力的短暂浮长，后者象征着楚地文化精神永恒的力量。塔作为古代极富宗教意义的建筑，包容的文化内涵和宗教内涵其主要的精神内核便是信仰和纪念，这跟边城的主旋律一致的，体现出的力与美，也展示了那个民族，那个地域的整体风貌。
小说《边城》中也涉及到苗族习俗。小说中人物活动的主要背景是三次端午节。端午节是苗民最重要的节日之一，龙舟竞渡是端午节期间举行的盛大活动。在小说《边城》中，作者沈从文细腻地描绘了湘西端午节赛龙舟的民俗，从赛龙舟中人们的装束、打扮到龙舟的形状，及其龙舟竞发的场面都刻划得细致入微。那两头高高翘起，船身绘着朱红色的龙舟，头上和腰间缠着红布的青年浆手，那起劲的鼓声，离弦而发的长龙，还有两岸无数“观战”的人的呐喊助威，那红火得近似疯狂的抢鸭子的场面，甚至还没有尽兴的赛手们在月光下玩上个半夜，这一切痴狂的场面，古老而健康的风俗，正反映了湘西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的追求。湘西沅水一带特有的地方风情，湘西人民的粗犷放达的性格和心理，都在这龙舟竞渡的民俗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宣泄。据说，龙舟竞渡在唐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沧桑岁月将其沉淀堆积成一种博大精深的龙舟文化。人，就是船的灵魂；船，就是人的生命。天、地、船、人浑然一体，惊涛骇浪中，人们体会到一种生命激越的力量，一种龙的图腾文化在血脉里的燃烧与流淌。龙舟甚至成为浩荡沅水涌动的文化之魂。笔者认为，沈从文在其小说中绘声绘色的介绍这种源远流长的龙舟文化，就是表达其对这种古老的文化的虔诚与信仰。沈与湘西，就像龙舟与水，那土相连的纽带，最高层次上地域与人相融合的本质因缘。“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朴素地描述出其合理性，然而追其本原，还要看人的人生哲学是否和水土一致，而人生哲学的升华，便到宗教层面，这形而上的东西正是研究者所要探究和演绎的。沈从文对湘西一系列文化的信仰，可以说潜意识的。
沈从文在其小说中还直接的表达他的宗教特质。在《边城》中有这样一个场景：端午节期间，团总母女到顺顺家相亲，翠翠本能中感到了威胁，她唱起当地神巫在还傩愿时演唱的傩辞，这些傩辞虽出于沈从文杜撰。其苗族背景却是确实的。翠翠下意识中在扮演神巫的角色，她用了本土最庄严，也最有效力的形式，为自己的爱情祈福。其实在沈从文的许多小说中都有写到那种还傩愿的仪式，例如一九二九年的《神巫之爱》和一九三七年的《凤子》的最后一章中还傩愿的细节写得更为详尽，第一天干什么，第二天干什么，列举了巫师作法事的道具（牛角、铜剑和用缯帛做成的法物），还记下每场法事要用的时间，说出巫师跟法会主人的关系。苗族巫师开始唱赞美诗，准备迎接神从天而降，巫师助手引喉唱歌娱神。在场男女老幼三百人齐声合唱。娱神戏剧表演各种民间故事，如孟姜女寻夫和苗民的古代洪水故事。
沈从文在他的湘西题材的小说中对湘西人民的婚时民俗的描述也充满宗教色彩。婚时民俗是指人们在举行婚礼时的民俗，这种民俗各地不尽相同，自然湘西也就有它与其它地方不同的婚时民俗。例如在《边城》中对歌求爱的习俗：翠翠的父母在对歌中相爱，如今，大老二老又要通过唱歌竞争爱情。二老的自信一部分来自他对自己歌声的自信。大老在唱歌上逊色，他的丰厚的嫁妆和殷实的家境也帮不了他的忙。对歌求爱不为苗族所独有，但在苗族中最盛行。笔者认为，楚地神话中的女神形象集中于翠翠，而大佬和二佬博取翠翠爱情的矛盾反映为汉文化观念和楚文化观念对苗文化女神归属劝的冲突。二佬吹起了翠翠摘虎耳草的甜梦，以及大佬的失败。和大佬以郁郁无奈的心情在押船的途中河里淹死，而二佬也因着对大佬的内疚，下了桃源，一直未归。车路马路的异质，正对应汉文化与楚苗文化不一样的发展模式；两路不一样的结果，大佬的死则反映出两种文化不一样的境遇。马路显然符合健康的的人性需要，沈从偏远而古朴的民族提取其精髓，在即使不借助五四新思潮中男女朋友的西方理论的外力，对中国的婚姻自由，加入了另一种有分量的依据。此时，自由平等的人性和荒蛮民族的传统神性紧密结合。颇似西方启蒙思想家提出的天赋人权的理论，其思想的立足点指向渺渺，向神，向宗教接近，靠拢。而在小说《雪晴》中，作者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外出打猎的青年，偶然闯入了一个正在办喜事的人家，因此，他受到了主人的热情款待，照理说，主人晚上完全可以拒绝他的留宿，可是主人不仅安排他住下，而且还在他的枕头下放了一包寸金糖。原来这是主人怕客人醒来时，有所见闻，而不知忌讳信口胡说，所以用这甜甜的寸金糖来封住了嘴。哦，这是多么诙谐、多么轻松，就是这样一种习俗也那样令人倾心，“一切离不了象征，唯其象征，简单仪式中即充满了牧歌的情趣”。这是一幅多么动人、何其浓郁的湘西婚俗画，这善真、这极美，又是多么令人心往。在这里我们也不难发现作者似乎进一步的给我们说明“原始的才是最神圣的，惟有原始的才更加接近神性，接近宗教”。
笔者认为，沈从文作品乡土特色根植于故乡的风土人情，沈从文的性格气质亦由沅湘江水以水性影响，然而不仅仅如此简单，沈从文以及作品与湘西这地域并非简略相连。两者在更高层次上或者说本质上沟通，靠的是神性，在沈从文美学观点中，“神性”就是“爱”与“美”的结合，这是一种具有泛神论色彩的美学观念。他认为：“我过于爱有生一切。……在有生中我发现了美；而美即或由上帝造物之手所产生，它就是“可以显出那种圣境”的“神”。“神”、“爱”与“美”三者一体，因此沈从文认为的神性就是最高的人性，而神性又带上了宗教色彩，包含了那种来自原初生命形式的礼赞，对美没有修饰的膜拜。如果没有这种宗教特质作为沈从文和其作品《边城》的精神支撑，沈从文和湘西、苗民，沅江的关系就没有了水与乳交融，《边城》的美学价值亦失去了它的特性和永恒性，就没有了灵魂，也正因为这一点，沈从文在同时代其他作家中得以显现，并且拥有了独特的作品，独特的人生。沈从文的作品之所以能飞跃国界，为世界人民所喜爱，正是由于它具有相当浓郁的地方和民族特色以及非常朴素的宗教色彩。正是因为这些特色，大大增加了他的小说的风采和艺术魅力。
（三）
沈从文在湘西经历了生命的最初二十年，所以包括语言在内的湘西文化是沈从文首次必须接受的母文化，所以湘西的乡土语言对沈从文后来的小说创作影响很大，我们在很多他的小说中都能够看到充满了乡土味道的湘西语言，所以笔者认为反映沈从文小说又一乡土特色的，是他用来表现乡土人生的乡土语言。
首先，沈从文的小说语言融入了民间文学的口语及语言表现手段，表现了浓郁的乡土气息。如《边城》中写翠翠成熟后，她常爱学摆渡的家畜和客人的模样，有时学小羊唤母的叫声，有时又在发间插上几朵鲜野花，身子婀娜地扮新娘。即使她初恋时的言语中，也是那样的含蓄。如她用俏皮话对外祖父说：“不是翠翠，不是翠翠，翠翠被河里的大鱼吃掉了。”节奏舒缓，余韵久存，淡淡几笔，便含而不露地写出了翠翠的心理变化。她渴望新的温暖和保护，憧憬美好的恋爱婚姻生活。这种颇有山乡风味的语言，甚是迷人。又如《萧萧》：萧萧“风里雨里过日子，像一株长在园角里不为人注意的草麻，大枝大叶，日益茂盛。……婆婆虽生来像一把剪子，把萧萧暴长的机会都剪去了，但乡下的日头同空气都帮助人长大，却不是折磨可以阻挡得住的了”，这种活泼而充满生气的叙述和洋溢着湘西人生活原味的比喻使读者的阅读如同咀嚼着多汁的槟榔。沈从文的《丈夫》同样以充满乡土风味的语言，描绘了仿佛风情画似的湘西船妓的生活。外国势力入侵以后，农村经济破产，加上兵祸水灾，苛捐杂税，农民活不下去。年轻的丈夫便把媳妇送往城里，自己留在家中种田；过时过节，少不得带点红薯风栗，往女人住的妓船上走亲戚。小说具体写了船妓老七的丈夫探亲的故事。他遇见老七的干爹水保，谈得投机，水保说要请他吃饭；可这位干爹又让他通知老七：“今晚上不要接客，我要来。”他感到愤怒。接着又遇见两个喝醉了酒的兵士，说着野话，同老七亲嘴，恃强要男人出来拉琴。老七见势不妙，“拖着那醉鬼的手，安置到自己的大奶上。”然后，两个兵士一左一右地嬲着睡下。他感到羞辱。他还遇见水保陪着巡官查夜，巡官走后又让一个警察传话：查完夜，他要回来过细考察老七一下。本来，那个年轻男人出于丈夫的本能，正在妒嫉，正在生老七的气，吵着要走。这时听说巡官还要来“考察老七”，望着老七睡起的样子，上半夜的气全消了。他愿意讲和，愿意同她谈点家常。老七掏出昨晚上兵士给的四张票子数着，又要大娘把那三张也拿来，塞到男人的手心里。小说接着写：“男人摇摇头，把票子撒到地下去，两只大而粗的手掌捂着脸孔，像小孩子那样莫名其妙的哭了起来。”哭是对生气的忏悔，说明他懂得老七无辜，加重小说的社会性，引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结尾：天明后水保来到船上，只有大娘和五多在船，“两夫妇一早都回转乡下去了”。沈从文的笔墨没有台静农简朴，却更为俏皮，更为含蓄，有时用一点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逗弄手法。他的生理描写往往出于社会目的，意在发挥暗示的作用。《丈夫》里有许多用语也如此。比如最后一句的“两夫妇”和“回转乡下”，都是经过选择的字眼，大书特书，他们仍然是“两夫妇”，“回转”到了应当回转的“乡下”，字里行间跳动着作家内心的喜悦，使收束处兔起鹘落，在全篇里则是峰回路转。
其次，在作品中广泛运用民歌也是沈从文小说的特色语言之一。沈从文的家乡湘西流传着许多民歌，并盛行唱山歌的风俗。沈从文曾作过湘西民歌的搜集、整理工作，可以说沈从文对湘西民歌情有独钟，所以常在其小说中广泛的运用反映湘西风气的民歌。在我们熟悉的《边城》、《雨后》、《萧萧》、《媚金·豹子·与那羊》等作品中都较多地运用了反映了当地风情的民歌，使人一进入这些作品，就如同到了歌乡，领悟到一种特殊的边地风情。《边城》中引用了这样一首民歌：“天上起云云起花，包谷林里种豆荚，豆荚缠坏包谷树，姑娘缠坏后生家。”这要比一般性的叙述语调生动多了，并且充满了乡土气息。《边城》中，翠翠在祖父进城，自己渡口守船时所唱的那首充满稚气的民歌更是令人难忘：“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小姐派第一。……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银钏子，只有我三妹莫得什么戴，耳朵上长年戴条豆芽菜。”这首不完整的民歌，恰恰在无所谓、不完整中给人一种“残缺美”，这种无意识的轻歌曼叹，唱出了翠翠面对贫富差别的现实不满，唱出了她的忧郁和愤懑。表达男女之间真挚、炽烈爱情的情歌，在民歌中占有很重要的分量，这些情歌大多是健康、优美、动人的，湘西人民美好的向往和憧憬在其中得到了直接的表现。沈从文在他描写爱情的小说中，引用了相当数量的这些民歌，其中优美、动人的情歌同人物的激情在共同的燃烧着。《雨后》中，四狗唱道：“大姐走路笑笑底，一对奶子翘翘底，心想用手摸一摸，心子只是跳跳底。”这首民歌，看似轻佻，但它却是发自那个被压抑的年代的年轻人的心灵深处，是一种生命力的搏动。虽是山歌俚语，却为青年男女的恋爱生活染上了一层古老牧歌的彩晕。《萧萧》中，花狗向萧萧调情时所唱的歌：“娇家门前一重坡，别人走少郎走多。铁打草鞋穿烂了，不是为你为哪个。天上起云云起花，包谷林里种豆荚。豆荚缠坏包谷树，娇妹缠坏后生家。”这山歌的运用使作品于诙谐与粗野中浸润着乡土的汁液，回旋着生命力的扩张之声，作家的心灵与情感正是因为感受到这生命力之强大才呈现出荡逸之态。在《媚金·豹子·与那羊》中，在对歌中豹子最后终于征服了媚金，媚金承认输了，她唱道：“红叶过冈是任那九秋八月的风，把我成为妇人的只有你。”这些作品中溶入民歌成分后，使得作者要极力渲染的那种边地人民的心灵美、人情美、民俗美更加浓郁了。同时，他的小说语言的叙述方式，也是从典型的民间文学的叙述方式脱发而来的，无做作娓娓道来，不拐弯抹角，简明扼要，经济动人，语言中有浓厚的民族朴素美。
（四）
在沈从文的小说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或者可以说是他的一个重要的风格吧，那就是他的小说有一种田园牧歌式的风格。沈从文的中篇小说《边城》是一部具有浓郁乡土气息并给人以独特艺术美感的作品，展示了湘西世界和谐的生命形态，集中体现了沈从文“牧歌式”乡土抒情小说的风貌，是湘西小说中最优秀的代表作。
牧歌起源于古代希腊的一种描写牧人生活或农村生活的短小抒情诗，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其在与复杂、败坏的城市生活对比中表现淳朴、自然的乡村生活的实质，同时也超越了形式上的限制，弥散于各种文学样式中。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牧歌传统中的顶峰之作，沈从文的《边城》巩固、发展和深化了这种乡土的抒情模式，并蕴涵着本民族传统的诗性特质和浓郁的古典意趣。
《边城》的确处处充溢着牧歌气息。象牧歌的历史所揭示的那样，构筑乐园的冲动在这部小说中也十分强烈。乐园被安置在历史和地理上催生《楚辞》，并享有桃花源盛誉的湘西。乐园的内在品质更是丰满而独特。沈从文声称：“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凡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得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他的乐园构想，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之上，投射到人物性格、人际关系，茶峒社会与习俗、甚至自然环境等各个层面。情形正如批评家刘西渭所说：“这些可爱的人物，各自有一个厚道然而简单的灵魂，生息在田野晨阳的空气。他们心口相应，行为思想一致。他们是壮实的，冲动的，然而有的是向上的情感，挣扎而且克服了私欲的情感。对于生活没有过分的奢望，他们的心力全用在别人身上：成人之美。”
沈从文除强调《边城》中人与社会的善的一面外，对诗性人格和诗性自然也浓彩重抹。诗性(超功利性，非社会化，自然性)与世俗、功利、务实相对，代表了人生的两个方面，也代表了社会的两种价值取向。例如渡船老人，他的憨态、固执、迂阔和天真在许多细节上层露无遗。芥微小事，老人的反应亦庄严凝重，二者形成强烈反差，突出了他身上的诗性。二老眉眼秀拔出群，“象岳云”，为人聪明而富于感情，有诗人气质，含情脉脉的注视和微笑是他独特的求爱韵致。沈从文在(边城)中还表现了描画自然风景的高超技巧。二老为翠翠唱歌，歌声将翠翠从睡梦托浮起来，上山崖摘虎耳草的那个夏日夜晚，浓情与美景交织，浪漫而有诗趣。有评论家从《边城》人物、山水、意象关系着眼，把《边城》比作一幅水墨画，实在是深得它的气韵和精神。
牧歌并不回避悲情色彩，哀怨凄楚的挽歌是牧歌的天然组成部分。在早期牧歌中，牧羊人经常面对各种挫折：失败的爱情，暴虐的主人，死去的朋友等，牧羊人对同伴倾诉忧伤，感怀身世。后来，牧歌更发展出一个分支——哀歌。在《边城》这曲东方式的牧歌中，也弥漫着忧伤的气氛。在现实层面，有诗意爱情与势利婚姻的冲突；翠翠父母爱情悲剧的启悟与暗示，以及人物关系上的难以沟通和误会，则提示了命运在发挥作用；在象征层面，《边城》的总体图式与桃花源意象和《圣经》中大洪水意象不谋而合，使其具有了原型意义。所有情形，使人物不幸遭遇成为必然，结果正如刘西渭所说：“作者的人物虽说全部良善，本身却含有悲剧的成分。惟其良善，我们才更易于感到悲哀的分量。这种悲哀，不仅仅由于情节的演进，而是自来带在人物的气质里的。”《边城》给我们展示了民族传统的对自然美的依恋，对人性美的追求，寻求自然与人性的谐和的审美需求和哲学理念的同时，隐含着对现实的反思和忧虑，这种反思和忧虑恰恰是作者对塑造民族形象，展示民族特质的无限希望。在这曲中国式的牧歌中充满了对人性美的追求和理想生活的憧憬，艺术魅力是永恒的。
乐园和挽歌图式指示着牧歌的基本框架，而乡土和传统的有机融人，为牧歌增添了文化背景和纵深。《边城》不仅充分展示了地方独特的风俗，如龙舟竞渡，对歌，傩辞等；另一方面，个体的一次性行为，沈从文总喜欢用照例、常常等副词使单数叙事变成复数叙事，从而对具体的人事、行动、情节等作物景化、概括化处理。前者是对乡土的实际形态的具体描述，后者发挥的则是还原作用，即把个体归到类，再把类融人土地。经验与人事通过这样的抽象，从流动时间的冲刷侵蚀中解脱出来，堆积成习惯、风俗、文化，实现了永恒。这就是沈从文确立的“常”，也是边城的乡土之本质所在。牧歌就滋生在这样的土壤里。另外，《边城》同样有丰富的道德内涵。沈从文声称要建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这人性其实深深地打着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烙印。最突出的标志是他在《边城》中表现人物的伦理意识和伦理情感，并从现实关系的层面上评价：如渡船老人、顺顺父子、杨马兵等，都勤劳、善良、本分、敦厚、正直、仗义、豪勇……。渡船老人性格中洒脱、迂阔的一面，以及边城山水、习俗、人物中浸润的诗性，则见出道家思想的影响。再则，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显现在《边城》审美情趣上，如对性爱的态度。两性相爱以婚姻和家庭生活为最后的归宿，感情和行为优雅、克制，深合“发乎情，止乎礼仪”的古训。如作品的风格，精巧、雅致、敦厚，如作品的语言，凝练、清寂、简约，都深得古典意趣。
（五）
以上笔者用艰涩的笔，对沈从文小说的乡土特色进行了表面、肤浅的分析，尽管她是如此的稚嫩、纤弱，唯其如此，这表明了笔者对沈从文作品的热爱和倾注。沈从文的作品之所以能飞跃国界，为世界人民所喜爱，正是由于它具有相当浓郁的地方和民族特色。正是因为这些民俗特色，大大增加了他的小说的风采和艺术魅力。这使我更坚信了：艺术越是民族的，也越是世界的。
生活如果是诗，那么可以说，“苗族”作家沈从文坎坷的一生，真正浸透了苗族的诗意。他拱卫的最高理想并不像有些评论家说的那样，是什么象牙之塔，而是个人主义、性爱和宗教构成的“原始”王国，从政治上讲，沈从文向往的也不是什么现代民主政治，而是“原始的无为而治”，从文学理想来讲，沈从文追求的也不是主流的“革命文学”，而是独特的“以自然观照生命”的乡土文学。接近这种文学禁区需要读者努力探索。但登上这座高峰只需要想象力，而不要什么学问。
沈从文的文艺道路是漫长的。他一生都在不断进取，跟上时代，尽一切努力学中国语言，学世界文学中的先锋派潮流，还向中国古代文学学习。他初起步时还是个士兵，连标点符号也不会用，二十年代他的语言风格一变再变，直到三十年代长篇小说《边城》等的发表，他的语言风格才形成自己的特色。最后被人称为文体家——牧歌式的中国气派很足的作家，但我却更喜欢沈从文“山民艺术家”艺术家的称号，因为无论从充满了湘西乡土味道的文学语言，还是从不厌其烦的诗意的描绘充满了浓郁乡土气息的湘西民族风情，他对这个称号都是当之无愧的。在他的湘西系列作品中，湘西的民族风情、湘西旧社会的面貌与声音、恐惧和希望，都被保存了下来。这是湘西的福气，也是中国文学和历史的福气，更是世界文学和历史的福气。总而言之，沈从文对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文学大师”的称号也当之无愧。作为教师、导师，他也对很多重要小说作家产生过影响，是“京派”文学主要代表人，并且在四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影响过两代湘西乡土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