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癜风如何确诊治疗好 http://news.39.net/bjzkhbzy/171225/5956910.html《西游说唱集》胡胜、赵毓龙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回顾近代以来的有关文献整理活动可以发现，影印整理、点校整理是有关文献汇编的两种主要方式，二者相辅相成。然而，随着近年来的学术繁荣与科技进步，不仅大量影印文献呈现一种“井喷式”的涌现，相关电子文献更是呈现出一种海量空间。相比之下，传统的点校整理似乎略显式微。面对这样一种现状，有学者在传统点校整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深度整理”的理念，并指出“‘深度整理’指向和强调‘整理即研究’的古籍整理思想与学术精神”（杜桂萍《清代诗人别集丛刊总序》）。可以说，从“点校整理”向“深度整理”的延伸，不仅是整理方式的进一步深入，更是“研究”意义的进一步凸显。进一步看，这种“深度整理”的理念，不仅对传统诗文的整理具有重要意义，更是对俗文学文献的整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就典藏现状来看，与传统经典文献不同，相当一部分俗文学文献典藏相对零散。就版本现状来看，俗文学文献往往以坊刻本、民间手抄本居多，漫漶、潦草。就文本现状来说，俗文学文献多数建立在一定的民间话语体系中，方言俗语乃至有关信仰、仪式术语掺杂其中。这些都加大了研究整理的困难。俗文学文献的这种现状，也正进一步指向“深度整理”的必要性。首先，通过对零散俗文学文献的集中搜集，不仅可以保存珍稀文献，更可以进一步深入到相关专题研究中。其次，不仅可以为学术界提供一个相对通行的研究参考，更可以为传统文献的再传播提供一个载体。再者，就俗文学文献的文本现状来说，俗文学文本中的方言、俗字乃至有关信仰、民俗等特殊元素，一方面造成了研究整理的困难，另一方面也往往蕴含着珍贵的文化“孑遗”，对这些文本的集中搜集整理，往往可以带动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值得注意的是，胡胜教授新近整理出版的《西游说唱集》，也正是对俗文学文献“深度整理”的进一步推进。此书在延续《西游戏曲集》的“深度整理”精神的基础上，对有关西游说唱文献进行系统整理，共收录32种西游说唱文献，涉及话本、宝卷、江淮神书、萨满神书、鼓词、子弟书、快书、石韵书、岔曲、牌子曲等十大门类。通读此书可以发现，整理者坚持目录、版本、辑佚、校勘等传统文献学方法，注重对稀见版本的搜集整理，广泛搜罗海内外藏书机构所藏善本，兼顾有关收藏家、民间艺人等藏、抄本，注重解题撰写的学术性，充分参考有关研究。可以说，这一整理以系统性、稀见性、研究性的特点，充分体现了“深度整理”原则。进一步看，从《西游戏曲集》到《西游说唱集》的推进，不仅是文献层面“深度整理”的进一步深入，也是对“西游学”研究体系的进一步反思与重构。正如《西游说唱集》前言中所云，“现代‘西游学’的研究框架又可分成由内而外的三个环形层次带：一是对百回本的审美阐释与文化解读，二是作家、版本考证，三是成书、影响研究。”可以说，在这样一种研究框架中，“百回本”《西游记》处于绝对核心的位置，有关研究体系实际上是围绕这一核心的环形结构。很显然，这样一种结构既忽略了“前百回本时代”的西游故事的各种“可能”，也无法合理地解释并统摄“后百回本时代”中不同于“百回本”的各种“现象”。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这些“可能”与“现象”，尚属于研究者基于零星历史事实的“大胆假设”，那么《西游戏曲集》《西游说唱集》的整理，实际上正是对这一“大胆假设”的“小心求证”。可以发现，当大量“西游戏”“西游说唱”的文献线索呈现在我们面前，就有必要对现代西游学研究中“百回本本位”的环形研究结构提出质疑。而在这一质疑之后，我们也就有必要进一步转移到“西游故事本位”研究体系的建构。“西游故事本位”研究体系的建构，一方面以《西游戏曲集》《西游说唱集》等文献“深度整理”为基础，另一方面又在这一文献基础上强调“研究”的意义，进而形成“跨文本视域”的研究视角，并与广义的雅俗文化语境展开对话。可以发现，这种基于“西游故事本位”的研究，实际上形成了纵横交错的研究体系。就历时性的纵向线索来说，正如胡胜教授在《跨文本视域下的〈西游记〉》（《中国社会科学报》年2月6日）一文中所概括，“西游戏”“西游说唱”“西游图像”实际上构成了这一研究体系的纵向线索。而从横向上看，三者之间实际上又可在某一时代或某一问题上产生“对话”。事实上，从其相关研究也可以发现，无论是泉州傀儡戏《三藏取经》的发现，还是与之有关的和合二仙、宾头卢等具体问题的论证，乃至对于“西游故事”南北两大系统的重估，都向我们表明，这样一种源自“深度整理”的纵横“对话”，正为“西游故事”研究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新思路。随着这一研究体系的建构，所谓“深度整理”的研究价值也就进一步凸显，也即“经典重估”。这样一种基于“西游故事”本位的“经典重估”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西游文本”重估之深入。这主要体现在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尚未引起学界注意的《三藏取经》《莲花会》等经典文本个案的发现与研究，另一方面则是对“百回本”《西游记》经典价值的重估。第二，“西游故事”重估之创新。随着傀儡戏《三藏取经》等新材料的发现，对“西游故事”的南北系统线索作进一步完善。可以发现，这一故事系统的重估，注重对时空因素的综合考量，既注意到历时性的历史线索，又注意到地域性的空间关联。第三，“西游学”重估之探索。这一研究体系的建构，一方面综合了戏曲、说唱、图像三大线索，另一方面又预示了新线索的可能。像以泉州开元寺文物、顺昌大圣信仰等为代表的考古学、民俗学线索，实际上也是这一研究体系的重要线索。也即是说，有关“西游学”研究在从小说史维度延伸到戏曲史、说唱史维度之后，实际上有必要进一步向文化史维度加以拓展。总之，在从《西游戏曲集》向《西游说唱集》的推进过程中，所谓“深度整理”之“深”，已经不仅是基于从“文献”深入“文本”的基本研究要求，更是基于一种从“文献”深入“故事”乃至“文化”的宏观研究考量。经过这样一系列“深度整理”，不仅为各界提供一种研究、阅读的通行本，更可以由此探求当代西游学研究的新动向。当然，西游戏、西游说唱还有很多，相关图像、文物等西游学文献也有必要进一步发现、整理。凡此种种，实际上都为我们指出了西游学研究中“深度整理”与“经典重估”的进一步要求。（作者：赵鹏程，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