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年味”——仲富兰教授谈对中国年文化的观察与思考
编者按：金猪辞旧岁，瑞鼠迎新春。每度春节来临之际，人们喜气洋洋过大年的同时，总不免谈论着有关“年味”与年文化的话题，虽是“老生常谈”，但总“常谈常新”。本期学术家园专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会长仲富兰，在追寻年味、梳理年文化中，请他谈谈对中国年文化的观察与思考。
年味与年文化
记者：经常说“年味”，您觉得年味是什么？
仲富兰：每个人都对过年有着独特的感受。在我看来，年味是一个五味杂陈的混合体，它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既是传统的，又是现实的；既是民众物质生活的表象，又是大众情绪的凝聚……总之，年味是人们相聚时大快朵颐的“美食味”，又是亲情、友情、爱情充分“发酵”的“人情味”，更是团聚喜庆、百戏杂陈的“民俗味”。因此，年味就是过年的氛围、团聚的欢笑，是人们集体记忆的释放与展示，是一种民族情感的融铸交汇。
记者：从民俗学来讲，年文化蕴含着诸多民俗元素，能否从这一角度对年文化进行解读？
仲富兰：是的，年文化由诸多民俗元素组成。就拿除夕夜的那顿年夜饭来说，它是中国年俗的重要元素，人们像候鸟一般迁徙赶回老家过年，怒吼的寒风、漫天的冰雪都挡不住游子与家人的团聚热情，还形成了当代中国年复一年的一个突出“景观”——春运。
年味表征着年俗，也承载着我们祖先传承至今的文明与传统。过年的习俗本身是我们祖先对人类文明的一个伟大创造。以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年俗、年味有诸多的程式与元素，那是起源于漫长农耕文明的民俗积淀，概括地说集中在避邪纳福(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祭祀祖先(人与社会的关系)两方面。
所谓避邪纳福，其实就是讲究“天人合一”，农业文明下人们生活生产的节律跟大自然的节律一致，人们春播、夏养、秋收、冬藏，都希望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到了春节，对于一个个普通家庭来说，最重要的是灶神(灶君、灶王爷)——平时守在锅灶旁，掌一家祸福。每年腊月二十三(有的地方是腊月二十四)这位保护神兼监察官要回天上“述职”，所以要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送灶(神)。供品中必须有黏性的糖，以便粘住灶神的嘴巴，让他“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再如，人们对于财源茂盛的渴望，到商品社会更是如此，据说年初五是财神爷的生日，接财神自然越早越好。还有门神，为使他忠于职守，新年前要将新的门神贴在大门上。这种对于灶神、财神、门神一类的敬奉与祭祀，是小民百姓年复一年的期盼，所以在年岁更替时，人们总是把过大年看成一个新开端，中国人的年俗充满了避邪纳福的意蕴，春联、门神、年画等都是这个主题的符号表现。
祭祀祖先，体现着人与人的关系，也即人与社会的关系。一年之中有几个节日，逢节祭祖就是慎终追远的情怀，最为隆重的一次则是过年时的祭祖———家庭的和宗族的。春节，正是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最好时机，祭品丰富，人们又有闲暇，家庭的全部成员必须在除夕前聚集，一起祭拜。久而久之，中国人过年就形成了这样的年俗：人们过大年，也是祭祀祖先的最佳时机。可以说在漫长的岁月里，我们的祖先创造了一整套独特而丰富的过年习俗与仪式，表达着人们对于生活的热情与向往。
节日里的时间观念
记者：您曾提到时间在节日中的重要性，能否具体阐释时间对于春节的意义？
仲富兰：节日，顾名思义是两个时间段之间的节点，其标志着上一个阶段的结束和下一个阶段的开始。人们从一个时间段过渡到另一个时间段会进行庆祝，这即是节日产生的原因。不同的时间节点人们的庆祝方式、表现手段也不同，人们在历法和生活习惯的支配下度过一个又一个节日。例如中国人的六十甲子、生肖观念、各种节日。
绵延数千年的春节习俗，是中国从古至今一年中持续时间最长、节日气氛最浓厚、内涵最宏博的节日，同时也是普及性最高、群众基础最广的节日。它不仅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传统，更重要的是它还有着极为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内容和形式。对于中国人来说，春节是一份割舍不掉的情感，更是一份精神上的寄托。
时间的“同质性”决定了每个人的一天都是相等的，错过了就再也没有回去的可能。春节历史悠久，中国文明传统博大精深，因此在历史上形成的对时间的观念也是十分丰富的，既有“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那样直线式时间观，也有“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那样循环式时间观。日常生活中我们可能会忽视时间的价值，但是在每年春节期间，时间的价值则被过年的百姓格外看重，尤其是每年春节的除夕和大年初一。
如今经济不断发展，社会流动加快，原本拥有的春节特色民俗在不断流逝，新的民俗更是在不断产生，在这样的快速变化下，人们可能很难记住不断变化的民俗活动，但依然会记得到了这个时间点是做什么事的时候了，这即是时间对于民俗的意义所在。
“年文化”资源待出新
记者：现在很多人谈到年味变淡了，您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什么？应该如何对待这一现象？
仲富兰：当代人生活方式的急速改变，城市化、快餐化的盛行，原有的过年年俗受到冲击。人们对于年味的追寻，主要也基于这种考量：信息多了，交通快了，地域特色正在逐渐模糊，地方文化被熬制成一锅大杂烩，虽然五味杂陈，却分不清东南西北，辨不清文化渊源了。如果过年定位在吃喝玩乐与家人团聚的层面上，那么，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的改善，过年就会失去吸引力；一旦流动在外的游子，或者外出务工人员在城市定居，加上信息和运输的发达和高速交通的普及，阖家团聚也将失去魅力。
春节不仅意味着一元复始、万象更新，而且也在不断地厘定着天人、人伦、社会等诸种关系。传统农业社会春节民俗的诸多仪式，如祭祀宗祖等，都是为了重新梳理天人关系，以求获得祖先庇护；在物质匮乏的岁月里，除夕夜那顿相对丰盛的年夜饭，以及孩子们的新衣裳，则是对平时贫乏生活的一种补偿，正因为它具有意义，才让人们对春节充满了憧憬和期待。
那时的过年，适应着社会生产力水平并不那么高的农业文明，《尔雅·释天》中对于“年”的解释就是：“年者，禾熟之名，每岁一熟，故以为岁名。”那个年代，农村过年流行这样的老俗话：“谁家烟囱先冒烟，谁家高粱先红尖”，也许是为了来年的好收成，面向*土背朝青天的农家人，总是用期盼来早早地熬粥，把一年的祈望又寄托在了天地之间。其实“年”本身在民间故事中是一只怪兽，当它侵扰人类的时候，我们祖先就已经知道在门户上张贴红色门签、福字及对联，使“年”畏缩后逃走。人们为了彻底地赶走“年”还要“守夜”，于是年夜饭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诉说衷肠，畅谈春夏秋冬的经历感受，坚信只有家庭的温暖和团结才能战胜怪兽“年”的侵扰。这也从另一层面反映了我们祖先化恶成祥的乐观精神。
在当代信息科技飞跃、物质生活充裕的背景下，一顿丰盛的年夜饭已经很难成为过年的期待，人们也不再为买一件新衣服而倍感欢欣，其文娱活动更不再单一满足于看一场节奏缓慢的地方戏曲。对于当代社会生活而言，传统的年文化活动较少创新，是人们感觉年味越来越淡的主要原因。
记者：在您看来，如何创新中国年俗文化及其活动？
仲富兰：过年的习俗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应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不断拓展与丰富自己的内容与形式。我认为，传统和现代并不矛盾，传统给现代以厚实支撑，现代给传统以强劲发展。走向现代化的同时，也葆有传统根基，人们生活起来才会有底气有勇气，往大了说一个国家和民族才会有自尊有自信。
中国春节文化的内涵是深厚而富有韵味的，这就需要精心策划。比如通过变化多样的形式，在提升年味新鲜度的同时，让大家更多地了解春节的文化意蕴。根据民生现状与群众过年意愿及需求，组织安排好群众喜闻乐见的有价值有创新的年文化活动。当然，作为个人和家庭，还可以根据各自所需，自己“丰衣足食”来丰富自己的年节活动，感受浓烈而独具个性的“新年味”。
中国人过年，应凸显春节的文化内涵，彰显一切能够利用的文化资源，进行文化元素的创新和创意。年味，并不只是商业物欲的丰盛，它应是丰美的文化大餐。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支持，没有创新的文化项目和资源创意，要想留住年味儿的魂，那将非常艰难。所以还得充分发掘民间智慧，发挥民众想象力和创意灵感，让过年的方式更加丰富多彩。继续传承、弘扬春节文化底蕴和内涵，开发与创新春节的节日平台，从具体操作层面而言，就是要恢复春节这一全民参与性节日的本来面目，使春节的文化意蕴得以丰富和丰满，让每个人都感受到浓浓的年味，从过年中感受到快乐。(记者张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