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遗址文化——龙乡陶寺帝尧都
七、保护开发，遗址活化
陶寺遗址文化表明陶寺存在上古文明，陶寺遗址的考古价值、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不可小觑。遗址文化是陶寺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保护是格外重要的。陶寺遗址在20世纪50年代被发现后，于年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70年代后期正式发掘陶寺遗址，又于年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年开始，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对陶寺遗址开始新一轮的发掘与研究。年起，陶寺遗址考古工作被纳入国家科技支撑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陶寺文化得到进一步的考证和研究。年，陶寺遗址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重视对陶寺遗址的保护与合理利用，统筹好陶寺遗址与当地社会、文化资源的有效衔接，做好遗址博物馆的建设等，是需要解决和面对的问题。遗址文化作为陶寺村落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很大的潜在价值，陶寺遗址呈现出帝尧时期的文明脉络，在具有考古价值的同时，还具有丰富的旅游开发价值，陶寺遗址文化的旅游产业开发近几年略有发展，围绕陶寺遗址文化，打造“最早中国”的定位，吸引各地研学队伍前来感受帝尧时期的文明与辉煌。
现阶段对于陶寺遗址文化的保护开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对陶寺遗址文化资源的保护性发掘与展示
在陶寺遗址文化资源的保护性发掘与展示中，强调对遗址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的保护，在原址修复的过程中以不对未来考古产生任何影响为前提，采用科学保护为主、合理展示为辅的综合利用方式对陶寺遗址文化资源进行可持续性的规划、保护与营建。在遗址的发掘过程中，开挖、回填均遵守一定的要求，同时对出土文物进行保护、修复和相应的研究，遵守不改变文物原貌、最小干预、预防性保护为主的原则。
年12月2日，陶寺考古遗址公园被正式列入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在建设中要求在公园建设规模、功能定位、展示主题和运营模式上进行合理规划。陶寺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一期的内容为古观象台展厅工程，包括陶寺遗址综合展示中心、木栈道、农耕区服务点等，在建设的过程中强调谨慎保护，对古城墙遗址不得损坏。规划中的陶寺遗址公园要带动周边区域产业转型，并结合周边村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服务设施建设等，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文物旅游资源和自然景观等相融合，保护展示工程设施效果和最新考古研究成果，重点突出陶寺遗址作为中华文明起源关键阶段的核心聚落地位。目前陶寺考古遗址公园处于建设阶段，以《陶寺遗址保护总体规划（-）》为指导，科学规划展示内容和形式，突出遗址文化特色，并加强与城乡规划的衔接。
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同样兼顾对遗址的保护。如陶寺旅游公路的拓宽改造，遵守与遗址景观相协调的原则，公路施工设施远离陶寺遗址建设地区。同时针对遗址文物制定出应急预案，尽量减少和避免公路施工带来的影响。从公路建设本身来看，这是为促进陶寺旅游而进行的交通建设，是与陶寺遗址文化开发相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既展示了遗址格局，同时承担起方便当地民众生活、服务地方旅游等的功能。
2.陶寺遗址文化资源景观化
这里所说的遗址文化资源景观化是指在遗址原址基础上对遗址进行保护性修复，使其得以展示遗址的基本样貌、功能，给人以身临其境的真实感，还有利用遗址文化资源另辟蹊径，设计出微缩的遗址景观等。现阶段关于陶寺遗址文化资源景观化的具体方式有如下几个方面：
（1）陶寺观象台。在陶寺古观象台遗址基础上进行的营建，是陶寺考古遗址公园的组成部分之一。“考古遗址公园”是指以重要考古遗址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具有科研、教育、休憩等功能，在考古遗址保护和展示方面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的特定公共空间。陶寺观象台的复原是向公众展示帝尧时代人们观天测象的景况，每逢重要时令节点吸引着摄影爱好者、历史文化爱好者、研学队伍等人群前来观日出，感受帝尧时期“敬授民时”的智慧魅力。
（2）陶寺遗址微缩景观。陶寺遗址微缩景观在陶寺考古发掘的宫殿区不远处，是按照1∶的比例营建的陶寺遗址宫殿区微缩景观，展示出陶寺遗址的整体格局和地理景象的基本风貌。
（3）观象台模型和龙盘雕塑。在襄汾县城滨河公园内塑有陶寺遗址观象台模型，另有根据陶寺出土蟠龙纹陶盘制作的巨型龙盘雕塑，均旨在展示和宣传陶寺遗址文化。
（4）二十四节气图。在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临汾市尧庙景区中，宫前尧门通道两侧刻制有象征日月星辰的石雕和二十四节气日历图，是展示帝尧文化的重要景观，也是陶寺遗址文化与城市地标性文化相结合的举措。
（5）文物雕塑。在尧庙内尧宫甬道两侧，布置有大量陶寺文化仿制品，包括生产工具、生活器具、礼仪用品和乐器等，根据遗址出土的文物进行景观雕塑再造，反映帝尧时期生产生活和文化状况，也使尧庙景区展示的帝尧文化更为丰富。
3.陶寺遗址文化资源的活化利用
“让文物活起来”是当下各地对于地方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与开发的重要举措，是让沉睡的文化资源真正发挥出它们所具有的各项价值，既是传承弘扬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也是拉动本地经济增长的潜在路径。当下对于陶寺遗址文化资源的活化利用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博物馆展示。临汾市博物馆主体建筑采用了日月同辉的设计理念，中心建筑是象征太阳的圆形，附属建筑则是弯月形。博物馆的第二展厅为“最早中国”，展示的是以陶寺遗址为主的“尧都平阳”的各种实证。在廊道中还用若干“最早”标明“最早中国”得以成立的重要原因，有：世界最早的观象台、世界最早的圭表、中国最早的天下观、中原地区最早、功能区划最完备的都城、中原地区最早的瓮城城门、中国最早的凌阴、中国最早的板瓦、中国最早的东厨宫室制度、中国最早的阴阳八卦宇宙观指导城址规划、中国最早的汉字、中国最早的礼乐制度性组合群等近24个“最早”。同时运用数字化的手段来解读古人的智慧，如电子沙盘展示陶寺遗址、设计的大型3D裸眼平台展示的陶寺观象台并配有讲解影片、采用AR技术让人们体验远古时期陶寺先民生活和狩猎的场景，更让参观者有身临其境之感。除此之外，临汾市博物馆还展示陶寺出土的各类文物，是对发掘文物保护利用的重要手段。
（2）陶寺文化讲座。在依托临汾博物馆公共服务教育功能下，临汾市在博物馆报告厅设立“平阳讲坛”，邀请历史文化领域和考古领域的相关专家开展文物系列公益讲座，以此弘扬临汾优秀传统文化。在这一系列的文化讲座中，和陶寺遗址文化相关的讲座不在少数，如《辉煌的尧文化》《山西历史地位及文化区域》《尧立中国》《“龙”与“中国”从哪里来》等，陶寺文化讲座的举办同样是陶寺遗址文化资源得以活化利用的重要方面，在向公众讲述陶寺文化、发挥博物馆公共教育功能的过程中也起到了利用文化资源、宣传地域文化的作用。
（3）陶寺研学。研学是结合学习与旅行的校外教育活动，继承的是我国传统的游学观念，正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故而研学成为当下对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学习方式。近些年，各地研学队伍将陶寺遗址列入研学路线中的重要一站，陶寺考古队也开设研学课程，吸引周边地区学生前来感受陶寺遗址文化的历史气息。陶寺研学所设课程包括观象台授课、遗址内踏察、寻找遗迹遗物和考古现场体验等内容，旨在展示遗址文化、宣传文化遗产保护知识，这促进了陶寺遗址文化资源活化，让更多民众走进陶寺遗址、了解陶寺文化。
第三章
农耕文明——筚路蓝缕创史话
《帝王世纪》记载：“帝尧之世，天下大和，百姓无事。有八九十老人，击壤而歌。”这位八九十老人唱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这首《击壤歌》广泛地被人们认为是帝尧时期农耕文化的反映，是远古先民吟唱田园生活的歌谣。与此相得益彰的还有一首《康衢谣》：“立我臣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在帝尧治理时期，百姓衣食无忧，民众顺应自然法则生活。在临汾一带相传《击壤歌》的发生地在与陶寺毗邻的邓庄镇席村。据传这里是尧王的老师所住的村庄。至今有唐代遗存的“永古—乡贤席老师村”石碑。《康衢谣》所唱之处为临汾市尧都区康庄村，在康庄学校东南角曾立有一民国十年（）的“击壤碑”，上面碑文即为《击壤歌》诗文。远古歌谣的流传可看出帝尧文化在临汾一带影响之根深蒂固。
多年前，陶寺所在的崇山地区气候湿润，植被繁茂，龙山时期的人们在这里生活着，他们遵守天时，种植五谷，饲养各类家畜，农耕文化在这里得到发展。在陶寺遗址所在的临汾盆地周边地区，还发掘有与陶寺遗址文化性质类似的曲沃县方城遗址、东许遗址等，分布在崇山西麓和东南麓，这说明在龙山文化时期的崇山周围存在有一定规模的氏族部落，由此孕育出古老的中国文明。在陶寺遗址中发现了不少房基遗存，有半地穴式和窑洞式等，住所遗址附近还有窑穴、陶窑、石灰窑、水井等生产生活基本设施，能凿井取水，表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有能力在远离河流的地方生存定居，标志着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进程中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帝尧能够建都于平阳，考古资料就已经说明，晋南地区出土有旧石器初期的西侯度文化、河文化、中期的丁村文化、末期的下川文化以及芮城地区的仰韶文化、襄汾陶寺文化（龙山文化）等，这些遗址文化的时间跨越了几乎整个人类发展史。晋南地区这些遗址中出土的石物、陶器、青铜器、玉器、乐器以及房屋基址、墓葬等足以证明这里是华夏民族文明的源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农业的发展是古代文明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农耕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影响了中华民族民众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关于陶寺农耕文化，我们将其放到帝尧时期来谈，即陶寺遗址所在的时代——龙山文化时代。龙山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是人类氏族社会最繁荣的时期，人类开始定居，农业和畜牧业出现并得到发展，人类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大为提升，人口也相应地增加。除此之外，人们开始制作生产生活工具，进行房屋建造等，尤其是陶器的制作，对于远古人类氏族社会有着重要的影响，表明当时生产力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如陶寺遗址出土的铜铃，就已经说明晋南地区农业的发展为人类提供了较为充足的生活资源，促使人类利用现有生产物增加新的生产生活用品，对于生产力的提高和人类社会的进步具有重要的价值。在陶寺遗址中常见猪的下颌骨、猪骨架，表明猪的饲养在当时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它不仅仅是人们的食物来源，还具有了经济和财富价值。在陶寺出土的种种文物表明，原始农业生产在当时的陶寺已经有了较高的发展，当时的人们过着聚族而居的稳定的农耕生活，创造出较为繁荣的农耕文化。
一、地沃水足，万物有序
众所周知，一种文明形态的形成与自然地理环境密不可分，自然环境是影响人们生产生活的重要因素，特定的自然环境影响了特定文明产生、形成和发展。晋南地区拥有“表里山河”的特殊地理位置，外有高山、内有大河，西面、南面有吕梁山和*河，东面有太行山，境内又有浍河、汾河等河流，这样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晋南在远古时期就拥有人类生存的优质环境。远古时代的人们需要相对封闭和安全的环境来促进部落的成长壮大，易守难攻的自然地理环境使晋南地区成为绝佳的氏族繁衍地，加之这一地区四季分明的气候条件，正是农业发展所需的优质因素，农耕文明在这样的环境下发展、积淀，由此在晋南地区孕育出尧舜禹等氏族部落的文明史。
陶寺位于临汾盆地南部，太岳山和汾河之间，临近汾河。在汾河河谷，既有较为广阔的平原，周边也有高山、丘陵，这样的地理环境为不同气候的形成和人们的生存提供了重要的条件。陶寺所在地区地势东北高西南低，形成了背山面水的基本格局，若遇洪水泛滥，人们可以很快地迁徙到地势较高的地方，能够有效地躲避水患，同样对于维护文明的持续、不间断具有一定的作用。*土高原丘陵地间土壤肥沃，沟壑纵横，是适宜氏族部落定居的较为安全的选址地，从陶寺出土的遗址来看，整个遗址布局合理、井然有序，居住区、宫殿区、仓储区、手工作坊区分布整齐，加之土壤肥沃、水源充足的条件适宜农耕的发展，故而整体的空间布局理念表明陶寺作为都邑性城址的构成要素和特征非常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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