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民俗学者对“民”的认识从“乡村之民”扩展为任何人群、对“俗”的界定从“古俗”“文化遗留物”扩展到“生活文化”“生活世界”以来，民俗学研究就突破了自身的阈限，与更多学科产生了广泛联系，并在一些学科中从研究对象上升到方法论的地位。将民俗视为阐释社会历史进程的独到视角，已经成为社会史研究的基本路径之一，并为社会史倡导的“目光向下”提供了切实的聚焦视点。
成为社会认同纽带
按照民俗学对民俗的定义，民俗是某个特定人群普遍承认的生活知识和生活模式。因此，民俗可以发挥交流和整合的功能，成为社会认同的纽带。
从传统时期开始，诸多民间信仰就打上了鲜明的行业或者地域标签，这恰恰是民间信仰发挥认同功能的结果。例如，赵世瑜认为，兴建鲁班殿是建筑行业摆脱匠户制束缚之后强化行业认同的举动，马神殿反映了骡马业的群体认同意识。诸多研究也表明，会馆往往与地域性信仰场所合而为一，如福建会馆大多也是天后宫，山西会馆常常坐落于关帝庙等。近代以降，民俗生活在新的社会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贺萧发现，天津工人通过参加民俗活动，既可以强化与农村家乡的联系，也有可能在城市生活中发展出新的关系网络。
上述学者从民俗的社会认同功能阐释了社会关系网络的形成路径，为社会组织或共同体研究开启了经济基础和*治制度之外的新思路。如果说赵世瑜的研究改变了以往仅把民俗活动作为某个社会组织的精神文化活动而“稍稍提及”的书写方式，那么贺萧的研究更凸显了民俗学观察与社会史研究互动的学术效应。她修正了以往将民俗视为落伍事物的偏见，使人们认识到民俗对现代社会关系起到的孵化作用。
作为社会结构镜像
很多民俗活动实际上包含了对个体应尽的社会义务和职责的规定，这既是对个体社会角色的定义，也是对其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所处位置的不断确认并固化。因此，民俗作为各种社会关系展开的场域，也就成为观察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变迁的有效切入点。
韩森和滨岛敦俊都从民俗视角出发建构对江南社会的认知。韩森通过解读神灵回应商人请求、民间信仰跟随商人“越境”传播等新的民俗现象，印证了宋代以商业革命为驱动和表现的社会转折。滨岛敦俊认为，官府镇压抗租暴动时看似匪夷所思的惩罚举措（除了参与者遭到逮捕之外，各村小庙中的神像也被押送到城隍庙），说明官员充分认识到民间信仰在暴动中独特而又举足轻重的社会组织作用，因此对暴民的惩罚从凡世延伸到现实社会的镜像世界——民间信仰。乡村土地庙向镇城隍庙“朝集”和“表敬”的风俗被视为农民的生活圈超越自然村落或者“社”，以及市镇兴起在“宗教方面的反映”。这些研究深化了人们对民俗社会象征意义的认识。
社会结构的确立与变动既取决于社会组织之间的平行互动，也深受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垂直影响，后者一度是社会史